阴法鲁著

宋沈括《梦溪笔谈》云：“唐天宝十三载，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燕乐）。”[1]此之所谓雅乐者即先秦之古乐也，清乐者即汉魏六朝之乐府也，燕乐者即隋唐之西域乐也。雅乐亡而清乐继起，清乐亡而隋唐燕乐独盛于世。燕乐所包括之种类颇多，而每类各有其性质特殊之乐曲。此种乐曲，最初往往配以绝句诗，以供歌唱。而继有依曲子之节拍音律，以填入长短句之歌词者，当时渭之“曲词”或“曲子词”，即唐宋词之所肇始也。自来讨论词体之起源者，率不知燕乐为唐宋词之所本，而乃漫于《三百篇》及乐府诗中求之，故用力虽勤，其说终无是处也。近代有就当时之音乐，以推寻其发生之线索者，较之前人，殊多进步。然所见多偏于一隅而未能概其全，其所论列亦每为局部狭隘之追求，未有能观其会通者。遂使此一问题迄今悬而不决，学者引为遗憾焉。

民国二十八年秋，余入北京大学研究院肄业，导师罗庸教授、杨振声教授谆谆以研治“词之起源及其演变”见嘱。罗庸师撰《工作指导说明书》，昭示进行之程序三点。

其一，现在唐五代宋词调之统计及时代之排比。

其二，就各调之性质分类，溯其渊源。

其三，依性质及时次，重编一“新词律”；主要在调名题解及说明其在文学史上之关系，不重在平仄律令之考订。

前述雅乐之余波，虽至晋代始绝，而自西汉初年即有一种新乐起而代之。及武帝设立乐府而集其大成，此种新乐即以“乐府”为名。当时对雅乐言，或诋为郑卫；而隋唐对燕乐言，则谓之“清乐”（乐府以清商三调为主）。清乐盛行于汉魏。后经晋怀永嘉之乱，中原烽火滋扰，其声遂南渡。南朝之宋、齐、梁、陈所传者，虽各代微有变迁，究属汉魏之嫡系也。北朝拓跋魏起于朔方，与南朝文物初无接触，其音乐固亦无承继乐府之旧者。至太和十七年（），孝文帝讨淮汉，景明元年（），宣武帝定寿春，始收其所传中原旧曲《明君》《圣主》《公莫》《白鸠》之属，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总谓之“清商”。[8]然据隋文帝时，祖珽奏议云：“至永熙（北魏孝武帝，年即位）中，录尚书长孙承业及臣先人太常卿莹等，斟酌缮修，华戎兼采，至于钟律，焕然大备。”[9]则其乐虽有采自清商者，然驳杂已甚。至于北齐之乐，据《通典·乐典》云：“其时郊庙宴享，皆魏代西凉伎。”而北周之乐，《隋书·音乐志》云：“所用皆是新造，杂有边夷之声。”盖益与清乐无甚关系。

隋文帝开皇二年（），齐黄门侍郎颜之推上言：“礼崩乐坏，其来已久，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请凭梁国旧事，考正雅乐。”文帝不从曰：“梁亡国之音，奈何迁我用邪？”后因沛公郑译奏请，诏何妥、辛衍之等议正乐。然沦谬既久，音律多舛，积年不能定。至开皇九年（）平陈，获宋、齐旧乐，始于太常设“清商署”以管之，求陈太乐令蔡子元、于普明等复居其职。[10]开皇之七部乐与大业之九部乐，所以皆有清乐者，即缘蔡于等所传也。但其时之清乐，《隋志》谓“以新律吕，更造乐器”，是否纯系南朝之旧，亦成问题。且至大业元年，炀帝即位后，即罢清商署矣。[11]

唐高祖御宇后，宴享因隋旧制，所用之九部伎中亦有清商伎。后太宗增为十部仍有之。然其乐曲，据《通典·乐典》云：

雅乐清乐之消亡，固足招致西域乐（即燕乐）之传入；而西域乐之传入，实亦促进雅乐清乐之消亡。两者可谓互为因果。若远溯西域乐东渐之端，当自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得《摩诃兜勒》二曲始。[16]及魏晋以下，南朝各代虽盛行清乐，然《齐书·高帝纪》有云：“与左右作羌胡伎为乐。”《郁林王纪》：“常列胡伎二部，夹阁迎奏。”《陈书·章昭达传》：“每饮会，必盛设女伎杂乐，备尽羌胡之声。”所谓羌胡者，固明谓西域乐伎，毫无疑问；而胡伎者，盖亦指此辈人言也。拓拔魏雄踞北方，西域乐多于此时大量东传。《隋书·音乐志》云：

北齐后主天统四年，北周天和三年（），周武帝所纳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24]“西域诸国来媵，如龟兹、疏勒、康国[25]之乐，大聚长安。胡人令羯人白智通教习，颇杂以新声。”[26]此次任总领队之白智通，文中泛称羯人，盖即龟兹人。当时随后入国者，尚有一龟兹人名苏衹婆，精于龟兹琵琶。郑译从之学习，演成隋唐之“燕乐”。然燕乐之为西域音乐，前人每讳莫如深，至清人凌廷堪著《燕乐考原》始具体言之。实则隋唐所谓胡乐、俗乐、边声者，皆与燕乐异名而同实也。

隋开皇二年（），文帝欲正乐，郑译奏云：“听其（苏祇婆）所奏，一均（即一音级）之中间有七声。因而问之。答云：‘父在西域，称为知音，代相传习，调有七种。’以其七调，校勘七声，冥若合符：一曰娑陀力，华言平声，即宫声也。二曰鸡识，华言长声，即商声也。三曰沙识，华言质直声，即角声也。四曰沙侯加滥，华言应声，即变徵声也。五曰沙腊，华言应和声，即徵声也。六曰般瞻，华言五声，即羽声也。七曰俟利箑，华言斛牛声，即变宫声也。译因习而弹之，始得七声之正。”[27]案此种乐制，向达教授著《龟兹苏衹婆琵琶七调考原》，谓为印度北宗音乐中之一派。[28]近年法国伯希和及枯郎（M.Courant）、勒维（S.Levi）诸人研究南印度发现之七调碑，提出论文后，证明苏祇婆之七调确系源出印度，经中亚细亚及龟兹诸地而入中原者。[29]

龟兹琵琶法自经郑译悉心研究而推演其乐制后，无论雅乐、俗乐尽用其声。[30]其时虽有主张沿用旧乐之苏夔、何妥等力予阻挠，然风尚所趋，亦无可如何矣。关于龟兹乐盛行之情形，《隋志》云：“至隋，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等凡三部。开皇中，其器大盛于闾闬。时有曹妙达、王长通、李士衡、郭金乐、安进贵等，皆绝妙弦管。新声奇变，朝改暮易，持其音伎，估炫于公王之间，举世争相慕尚。高祖病之，谓群臣曰：‘（略）公等对亲宾宴饮，宜奏正声；声不正，何可使儿女闻也？’帝虽有此勅，而竞不能救焉。”以帝王之权威，尚不能挽救，亦知苏、何等反对新乐之言，徒费唇舌笔墨而已。

上文所引曹妙达、王长通等皆北齐之西域乐人。[31]然据《隋志》云：“制氏（汉初有制氏者，世掌雅乐。）全出于胡人，迎神犹带于边曲。”是当时出身西域之乐人，为数甚多，而曹、王等最为出色耳。开皇中，置七部乐：一曰国伎（即西凉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即礼毕）。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之乐。及大业中，炀帝乃定九部伎：

1.清乐歌曲《杨伴》。舞曲《明君》《并契》。

2.西凉歌曲《永州乐》。解曲《万世丰》。舞曲《于阗佛曲》。

3.龟兹乐正白明达造新声：《万岁乐》《藏钩乐》《七夕相逢乐》《投壶乐》《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觞》《神仙留客》《掷砖续命》《斗鸡子》《斗百草》《泛龙舟》《还旧宫》《长乐花》十二曲。歌曲《善善摩尼》。解曲《婆加儿》。舞曲《疏勒盐》。

4.天竺歌曲《沙石强》。舞曲《天曲》。

5.康国歌曲《戢殿农和正》。舞曲《贺兰钵鼻始》《末奚波也》《农惠钵鼻始》《拔地惠地》等四曲。

6.疏勒歌曲《兀利死壤乐》。舞曲《远服》。解曲《监曲》。

7.安国歌曲《附萨单时》。舞曲《末奚》。解曲《居和衹》。

唐高祖即位（）后，不惟宴享因隋旧制，用九部乐，即伶工舞伎亦多前代旧人。如开皇大业间声名焕赫之王长通、白明达等又皆出现于此时。桑原氏谓白明达当是龟兹人，或系随北周突厥皇后入中原之一乐人。此外又有安叱奴者，高祖拜为散骑常侍，而李纲上书指为“舞胡”，[33]知其必为西域人，盖来自安国。王长通、白明达等至贞观时，亦皆得授高爵。[34]其所以为朝廷如是之推重者，盖一则以其本人之乐技高明，二则各重要部伎实皆由西域人主持，故宠其领袖，以羁縻而鼓励之也。自此以后西域伶伎之人数，遂与日俱增。而九部伎至贞观初年，又扩为十部。[35]号称旧乐之礼毕被删，而增“高昌”伎及张文收所造之“燕乐伎”。[36]今将各部所用之乐器及乐工之服饰比较如表1及表2所示。

由表1观之，十部中仅清商伎有“秦琵琶”及琴瑟。而其他九部则皆有琵琶、觱篥、五弦三器。案仅言琵琶而不冠“秦”字即指龟兹琵琶也。觱篥，《乐府杂录》谓为“本龟兹国乐”。《通考·乐考二一》引陈旸《乐书》云：“隋唐之乐，虽有雅俗胡三者之别，实不离胡声也。”所谓俗乐与胡乐者，实即一种。而俗乐虽分为九部（清商除外），除乐器及工伎服饰稍有不同外，全以龟兹琵琶为主。观表2，惟清乐舞工著履，其他诸部舞工除天竺外，皆著皮靴。《隋书·礼仪志》云：“靴，胡履也。”自非中原旧物。至于袄、裤、椎髻等，必亦处处模仿西域人也。

十部伎在贞观初虽已完成，而自高宗以后，朝廷宴享仍多用九部。[37]意者此后之九部盖缺清商伎。元稹《代曲江老人百韵》云：“文物千官会，夷音九部陈。”夷音不包括中原旧乐，故与贞观前所奏者不同。然诸部伎，朝廷举行宴会时，常归并于坐立两部中。所谓坐部者即在堂上坐奏，立部在堂下立奏。《新唐志》谓两部之分始于玄宗。实则不然。案《唐志》云：“仪凤二年（）十一月六日，太常少卿韦万石奏曰：‘（略）立部伎内《破阵乐》五十二遍，修人雅乐只有两遍，名曰《七德》。’立部伎内《庆善乐》七遍，修人雅乐只有一遍，名曰《九功》。”然则高宗时固已有立部之名；有立部必亦有坐部矣。至玄宗时始确有坐部矣。武后中宗之代，曾大增两部诸舞，寻以废寢。至玄宗时始确定其内容。

所谓十部伎及坐立部伎者，在开元以前，与雅乐同隶于太常。自武德后，虽置教坊于禁门内，而规模颇小。[38]历太宗高宗两朝，至武则天如意元年（即天授三年［］），改为云韶府。[39]中宗神龙年中，又恢复旧名。

表2十部伎乐工舞工服饰比较表[42]

玄宗既好西域音乐，且洞晓声律，而承平日久，听歌阅舞，亦为社会风尚；于是开元二年（），设置教坊五所：内教坊在禁内蓬莱宫侧；外教坊西京两所，左教坊在光宅坊，右教坊在延政坊；东京两教坊俱在明义坊。命右骁卫将军范及为之使。自是离太常而独立。太常专典祭祀所用之雅乐，而所有诸部伎及散乐百戏等之俗乐，统归于教坊。[43]教坊遂成为俗乐之“乐府”。若寻常飨会，“先一日具奏坐立部伎乐名，御注其下，会日，先奏坐部伎，次奏立部伎，次奏马，次奏散乐。”[44]坐立部乐名可考者如下：

坐部伎（1）燕乐（2）长寿乐（3）天授乐（4）鸟歌万岁乐（5）龙池乐（6）小破阵乐

立部伎（1）安乐（2）太平乐（3）破阵乐（4）庆善乐（5）大定乐（6）上元乐（7）圣寿乐（8）光圣乐

《通典·乐典》谓坐部伎“自《长寿曲》以下，皆用龟兹曲，惟《龙池乐》备用雅乐笙磬。”立部伎“自《安乐》以后，皆雷大鼓，杂以龟兹曲，声震百里，皆立奏之；惟《庆善曲》独用西凉乐，最为闲雅。”案除《庆善乐》独用西凉乐，燕乐杂有旧乐成分外，两部大体均以龟兹乐为本。至于《龙池乐》，《旧唐书》谓其无钟磬之音，是否纯系雅乐，亦成问题也。白居易《立部伎》诗：“堂上坐部笙歌清，堂下立部鼓笛鸣。”龟兹部鼓类最多，故立部伎“鼓笛鸣”而“声震百里”。坐部伎之龟兹曲，以琵琶为主，故谓之琵琶曲。“琵琶曲厥后盛流于时”。[45]

教坊中普通乐人，统谓之“音声人”，其数已近及二千员，[46]而下列三部尚不计焉：

（1）梨园“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47]

（2）宜春院“宫女数百亦为梨园弟子，居宜春北院。”[48]“妓女入宜春院，谓之‘内人’或‘前头人’，以常在上前也。”[49]

（3）小部“梨园法曲部更置小部音声三十余人。”[50]

教坊自经玄宗整顿扩大，其影响所及，无论都城郡邑，几皆有西域之音。《唐书·舆服志》云：“开元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贡胡食，士女皆衣胡服。”当时风气，不惟倾心胡曲，而胡食胡服，亦均在羡慕仿效之列。天宝十五载，安禄山陷两京，玄宗幸蜀，教坊乐人多有散亡各地者。然其遗声余曲，因此更广传于民间。至德二年（），肃宗返京后，教坊虽不及开天之盛，而其规模仍如之。且此时之西域乐，早已普遍于四方，为士大夫燕居之暇，所不可须臾离者。元稹《法曲》诗云：“女为胡服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王建《凉州行》：“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其风靡一时，观此二诗可见。代宗大历十四年（）五月，诏罢梨园伶使及冗员三百余人，留者隶太常。[51]至宪宗元和十四年（），复置内教坊于延政里。[52]宣宗大中初，太常乐工五千余人，俗乐一千五百余人；而宣宗每宴臣僚，自制新曲，所教女伶犹有数千人。故终唐之世，历朝虽有治乱之不同，而教坊则始终保持其盛况。推其原因，当由于朝廷对乐人待遇之优渥：（甲）如有一技之特长，每可立致显官。（乙）视年限及成绩，可授正员官，至永贞元年（）九月，始废此制。[53]（丙）每奏乐或表演百戏，必厚予赏赐。（丁）乐人可自由受人雇用。基上数端，教坊得集各种俗乐之大成，而又由此以分散于各地。

中唐以后之乐人伶工，出身西域者，仍称胡儿或胡小儿。其姓名可考者，向达教授及桑原氏所论綦详，兹再简略介绍之：（甲）安氏，盖来自安国。玄宗时有安万善[54]，昭宗时有安辔新[55]，或皆与上述之安叱奴有关。（乙）康氏，盖来自康国。玄宗时有康老[56]，德宗时有康昆仑[57]，宣宗时有康逎[58]。（丙）曹氏，来自曹国之曹婆罗门及曹僧奴曹妙达等已见前。唐代琵琶名手，尤多曹姓。贞元中有曹保，保子善才。[59]善才子纲[60]，俱以乐技著名。白居易有《代琵琶弟子谢女师曹供奉寄新调弄谱》诗，此曹供奉盖亦是曹纲一家。唐末又有曹触新，善弄《婆罗门舞》；武宗朝有俳优能手曹叔度，或亦曹国人也。[61]（丁）米氏，盖来自米国[62]。宪宗、穆宗两朝有名歌手米嘉荣，刘禹锡诗中称为“三朝供奉”，盖尝为供奉官。嘉荣之子米和，于懿宗时，亦以善琵琶闻名。太和初，教坊又有米禾稼、米万槌，并善弄《婆罗门舞》，《通考·乐考》归之于龟兹部，与曹婆罗门并称。（戊）石氏，盖来自石国。[63]大中初，教坊有石宝山，善婆罗门；[64]懿宗、僖宗朝，教坊又有石野猪。[65]（己）史氏，大中以来，汴州有史敬约，以善觱篥著名，盖出身史国。[66]（庚）景龙中，中宗宴群臣于两仪殿，胡人襪子何懿唱合生，歌词浅秽。[67]何懿盖出身何国。鲁案：此外尚有玄宗时之奏箜篌名手李凭，[68]梨园弟子中之吹笛名手胡雏，[69]疑亦为西域人，惟今日尚不能详其出处。以上所举诸人，其声名皆卓著于当时，而其不知名者，尚不知凡几；[70]可见有唐一代之音乐界，以西域人为最露头角。而西域乐亦赖彼辈之推动而流传更为普遍。

西域音乐遍于各地，诸州郡及军营中亦皆有伎乐之设。而昭宗末年，京都著名倡伎又皆为有势力之藩镇所有。[71]故五代诸国各据一方，虽经五十年之纷乱，而其音乐犹能继承前朝之盛。惟当时教坊之情形，因限于文献，不能尽知其详也。案教坊不见《五代史·职官志》。然《五代会要》卷七杂录条有云：“后唐长兴三年（）九月，宴于长春殿，教坊进新曲，赐名《长兴乐》。”[72]卷二四诸使杂录条又有“教坊使”。知《唐余录》所云“后唐并用唐乐，无所变更”者，[73]必亦包括俗乐而言也。后晋之世，仍有教坊。《五代会要》卷七“雅乐条”云：“晋天福四年（）十二月，（中略）其月又奏宫悬，歌舞未全，请杂用九部雅乐，教坊法曲，从之。”所谓九部者，此时已认为雅乐。同卷载开运三年（）八月，中书今陶糓奏议有“臣前任太常少卿，伏见本寺见管教坊二舞”之语，则后晋教坊似又归隶于太常矣。然五代时期之音乐，尤以南唐及前后蜀为最盛。南唐据金陵，设立乐部以蓄倡优。马令《南唐书·王感化传》：“王感化善讴歌，声韵悠扬，清振林木，系乐部为歌板色。”又《申高渐传》：“昇元（前主李昪年号）初，案籍编括，高渐以善音律为部长。”所谓乐部者与教坊异名而同实也。中主李璟即擅文词；而后主李煜继之，兼精音律，尝自造《念家山》及《振金铃》曲破。其后昭惠工于琵琶，《霓裳羽衣》曲谱曾经其订易。时又有乐工曹者素亦善琵琶，向达教授疑其与上述之曹保系一家，而源出曹国者。前后蜀建国川中，因优良之地理环境，而乐人文士萃集于此。又加后主王衍之提倡音乐，故其时士大夫阶级之寄情歌舞，颇与开元天宝相似。《北梦琐言》尝记昭宗末年，有曾为相国令狐楚见赏之琵琶工石潨者，入蜀后，不隶乐籍，而游食诸大官家，皆以宾客待之。蜀中贵族社会之好尚，由此亦可窥见。此石潨疑与上述之石宝山同族，亦系源出石国者也。

宋教坊隶于宣徽院。陈旸《乐书》谓宋初循用唐制，分教坊为四部。然此四部之名称及内容，则未详及；而征之唐代教坊，亦缺乏此种记载。今试细绎《宋史·乐志》，所谓四部者，大约即指坐部、法曲部、鼓笛部[74]、龟兹部而言也。至于教坊之乐工，太宗乾德元年（），平荆南得三十二人；破蜀得一百三十人；开宝八年（），平江南（南唐）得二十六人；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平太原（北汉）得十九人；余藩臣所贡者八十三人，又太宗藩邸有七十一人：由是四方之精工能手，大集于教坊矣。

教坊有小儿舞队及女弟子舞队，其名各十。小儿舞队凡七十二人：（1）柘枝队，（2）剑器队，（3）婆罗门队，（4）醉鬍腾队（案即醉胡腾队），（5）浑臣万岁乐队，（6）儿童感圣乐队，（7）玉兔浑脱队，（8）异域朝天队，（9）儿童解红队，（10）射雕回鹘队。女弟子队凡一百五十三人：（1）菩萨蛮队，（2）感化乐队，（3）抛球乐队，（4）佳人剪牡丹队，（5）拂霓裳队，（6）采莲队，（7）凤迎乐队，（8）菩萨献香花队，（9）彩云仙队，（10）打球乐队。以上二十队，除儿童队之感圣乐与女弟子队之感化乐、剪牡丹、凤迎乐、献香花等，尚未探悉其来源外，余皆袭用唐五代之舞曲。其舞大概亦各以唐五代所流传者为基础，而予以变易。各队之装饰因队名而异。如玉兔浑脱队戴玉兔冠，献香花队执香花盘，皆与其命名之意义相符。而菩萨蛮队戴卷云冠，柘枝队戴胡帽，亦各有其来历焉。

（原载《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文学院第十种，年12月。本文根据阴法鲁著、刘玉才编选《阴法鲁文选》编辑，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51—97页。）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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