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古史的重建始终面临着学残文阙、文献不足的困境,这使得直出先民之手的古文字材料无论对于考古资料的诠释,抑或直接辅证历史,都具有其无可替代的价值,发挥着直接史料的重要作用。

我们所说的“古文字”是指先秦时代的古体汉字,这些资料既可依其时代分为新石器时代文字、夏代文字、殷商文字、西周文字及春秋战国文字,也可据其书契材料别为甲骨文、金文、陶文、简牍、帛书、玺印、封泥、货币、石刻文字等,更可循其书体特点析为籀文、鸟虫书、蚊脚书等。古人或出于不同用途而将相应的书体施于各种不同的材料,从而使这种对不同材料辅以不同书体的划分在秦代形成所谓“八体六技”,至王莽居摄又提出“新莽六书”。这些书体在目前的考古遗存中多有发现,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先秦两汉时期的书契名物制度与文治历史。

从文字起源到王朝诞生

中国的原始文字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已是不容怀疑的事实。文字源于人神沟通的需要,因此早期文字不仅具有宗教的性质,也必为巫史集团所垄断,这意味着对文字起源的研究其实就是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部分。事实上,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距今八千年的龟甲文字,已将中国文字起源的年代大为提前。而江苏吴县澄湖良渚文化陶罐外侧留存四字契刻,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遗址所出陶片留存十一字契刻,江苏高邮龙虬庄采集陶片留存八字契刻,皆已构成书面语的形式,具有了文字的特征?近年,安徽蚌埠双墩遗址发现距今七千年的陶器刻符〔一〕,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出土距今四千五百年的陶器刻符〔二〕,其中一些资料可供探讨文字的起源,而另一些资料则是研究上古时空观与宗教观的珍贵史料〔三〕。当然,如何正确解读新石器时代的文字,一直是学术界的重要课题。安徽蒙城尉迟寺新石器时代陶文的发现〔四〕,良渚文化玉器契刻符号的揭橥〔五〕,都提供了对早期文字释读的新的类比材料〔六〕,促进了对文字起源研究新的思考。

图一

带朱书“文邑”的背壶(残)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H区域出土

公元前年,泥质灰陶

文明起源研究的关键问题就是在考古学上证实了有夏王朝存在的事实。由于考古学自身的局限,考古资料非得获得相应的文字佐证才具有意义,正像甲骨文的发现对于殷墟性质的证认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样。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位于史料传说中的夏墟,其晚期遗存的陶背壶残器上发现朱书“文邑”二字〔图一〕,时代约属公元前两千年。“文邑”不仅与商代甲骨文的字形结构完全相同,可以明确指为汉字的祖先,而且相同的内容竟也见于殷墟出土的商代卜辞〔图二〕〔七〕,从而提供了识读陶寺文字最古老的书证〔八〕。由于禹名“文命”,有夏史称“文夏”,这意味着“文邑”作为有夏都邑的名称不仅体现了夏重文德教命的传统史观,而且正因这一名称于商代甲骨文中仍有存留,洵可见古人对这一古老事实的记忆与传承。很明显,“文邑”陶文的出土与释读不仅使我们找到了比殷商甲骨文更早的汉字,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印证了夏王朝存在的事实。这无论对于考古学还是历史学,都是极其重要的成果。

图二

带“文邑”的殷墟甲骨卜辞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

商代

牛肩胛骨

中国文字的起源到底是一源还是多源,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并未引起学者的注意。然而随着早期文字资料的积累,不同于汉字体系的文字资料已愈来愈丰富,这使得简单地以甲骨文作为对比材料的释读方法显得似是而非。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具有明显的夷文字特征,而陶寺朱书文字则明显可以确定为汉字的祖先。这意味着对中国文字起源的研究必须打破传统汉字大一统的观念,而宜将文字的起源研究与相关的考古学文化加以联系,这样才可能在正确区别不同文字体系的基础上进而研读文字。理由很简单,文字起源于象形的事实并不意味着相同的字形在不同的文字体系中具有相同的字义和读音。显然,文字的释读必须以相应的文字体系为基础,而文字体系的区隔又不可能不以使用这些文字的考古学文化为背景。与此同样重要的是,文字体系的判定对于考古学文化性质的论证也具有特殊的价值。丁公陶文与陶寺朱书文字的发现便具有上述两方面的意义。

至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有夏时代,夷夏东西的政治格局仍然相当清楚〔九〕,而商王朝的建立则使以汉字为代表的华夏文明得到了强劲发展,致使夷夏对峙的局面彻底改观,早期文字的研究对说明这一史实非常有益。一百多年来,殷墟以大邑商为中心的地区及其周边广有刻辞甲骨及具铭铜器出土,而且洹北商城甲骨文的发现更可能将其时代提早到武丁以前〔一○〕。此外,郑州商城早年发现早于殷墟的刻辞卜骨〔一一〕,而小双桥则发现约公元前十五世纪的朱书文字〔一二〕,山东济南大辛庄出土晚商刻辞甲骨〔一三〕,与殷墟甲骨文皆一脉相承。至于商代中晚期具铭铜器的出土更遍及黄河与长江流域,足以见其文化的影响。

商周宗法与家族形态

人类以血缘结为宗族,以宗法别以亲疏,形成社会的基本组织。对三代社会结构的研究不仅必须广泛利用古文字资料,同样,对古文字资料的正确理解也需要以宗族形态与宗法制度为基础加以研考。

商周甲骨文、金文当然是解决这些问题的直接史料。一九九一年秋,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文的出土作为殷墟科学发掘史上发现的第三批甲骨文资料〔一四〕,其重要价值不仅在于六百余版龟甲的完整性,而且就甲骨文的内容而言,更提供给我们一批前所未见的崭新材料,极大地丰富了殷商原始文献,对学术界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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