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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以撒花笺书法

芦花是柔软之物，一阵风起，芦花悠悠，有的就飘进了院子，落在案上，或者我的肩上。如此轻微，宛如尘屑，它们原本可以随风到更为广大的空间，在潮湿的泥土上滋长，可是风向变了，它们的生命也止步于此。没有谁可以驾驭风的力度、走向，风是最无从捉摸的，强弱不一东西随意。运气好的时候，芦花落在适宜生长的地带，开始了新的生命里程，而更多的不知所终。这么多的芦苇，每年如一地扬花，开了谢谢了开，似乎不这样就没有尽到一个生命母体的义务。宋人黄庭坚曾说兰花之香是国香，生于深山里，不为人知却照样芳香。看来天下万千植物都是如此，顺天适性，和人是毫无关系的。它们与人不同的就在于自然而然，何所来何所去，尽随风来雨往。一朵芦花落在我的袖子上，不是因为它的重量，而是它的柔软被我感受到——柔软往往是使人感到温暖的一种形态，毛茸茸的、蓬松的，使人放心。那些敛约的神情，优雅的姿势，朴素的色调，都在人们乐意接受之列，只是后来坚硬越发突兀，放纵恣肆，攘袖瞠目，也就离柔软渐渐远去。一个人老迈时，坚硬的牙齿全脱落了，又以坚硬的假牙来替代，而一条柔软的舌头却完好如新——道理是可以讲得通的，可是在现实中，大多数人还是争当牙齿，以坚硬面对世界。

　　自然之力也难以摧折一丛芦苇——这是台风过后的景象，纤细之秆的韧性显露出来，在随势俯仰中成为一道委婉的弧线。有的鸟儿立于上，也只是加深了这道弧线的弧度——除非，倚仗人力。一苇可航一直被我视为一个传说，很多人看到了达摩的法力，他法力很高，却还要借助一秆细小的芦苇。由于细小，它的力量通常会被忽略，只看到达摩站立时的安然神情，却少有琢磨这一秆芦苇，它被踩于脚下、没于水中，只是作为一个工具被使用。如果是一片修篁，当风有声，挺拔清高，按照惯常的思维，一定被引来言说人的品格、境界，往往热闹得多。芦苇就是野草一般的植物，与荆榛莽葛一样，由于过于野而有贱气，人们会在院子里种一片竹子以示高洁，却不会种一丛芦苇。由于不为人栽种，它的野性形成的内部力量越发有劲道，只是向来重外表的人浑然无知。

　　让芦苇入画的人当然有。这也预示着这个人要有与之相契合的心性，有野的一面，也有细如牛毛的一面。以工笔来再现一丛芦苇，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或者更长——人们往往用时间的长短来衡量劳作的难易，不仅是手上功夫，更是内心的契合，能否把这种植物，从秆的坚韧圆劲到花的迷蒙、缥缈、清虚都表现出来。如果不行，说明与这种植物内在缺乏一条相通的路径。那么就不要坚持了，可以改为画竹，竹的硬朗实在比芦苇的虚无柔和更易于把握，而细微正是这个时代的人最难触及的。细而不弱，功力见矣。情不知何起，一往而深，那么，就慢慢来吧，毫厘不爽，纤缕必见，最后连画家也成了一秆芦苇。唐子西说：“山深似太古，日长如小年。”为何会有度日如年之感？只缘于置身于植物之间，与植物居。植物的生长是看不到的，只能积多了时日才见出不同。那么，一个人终日可见芦苇，他也会多一些徐徐的闲雅，慢慢地做一件事，把它做好。慢的可靠性可以从慢生长态的植物中体现出来，由于内在储存了大量的时日，质地厚实强大，它们成了植物中的精品。

　　夕阳敛约光线时，芦苇丛中都是声响，归巢的鸟掠过，又停留其间，聒噪聒噪，反而显得芦苇的静谧安详。植物与植物是不同的，静默不语的和发出声响的，共同应对着时光。杨树皮白光洁，一阵风来就哗哗作响悲怆不已，这种与宗教有所关联的植物使人听其声而不安。芭蕉偌大的叶片发出的啪啪巨响，似乎要掀动屋瓦，在空旷里生出寒意来。没有人会听到芦苇的声响，这是一种不出声响的植物。是这个世界太嘈杂了，淹没了它的私语。这也使芦苇的气息素来都往下走，温和、素淡、清凉，还有些许薄薄的寂寥。永远是那般的细腻修长，像极了旧日里清瘦的文人，轻轻地来，轻轻地往，静静地翻书，静静地行文，少与人交接而乐于自处。文人的清高也在于立身不靠曲时阿世和盘根错节的关系，而是靠一己的诗文，它们是立身的坚定之本。修长之形总是能给人怡悦，由于修长，就有了玉树临风的清洁，内含风骨，像唐人褚遂良笔下的点画，细腻脱俗。我一直认为他的身条也是如此这般——尽管褚氏是一个高官，能亲近帝王说一些铁画银钩的风雅，过的是锦衣玉食的时光。有井渫之洁的人，笔下才能有洁净感，我有时也会支持字如其人这一说法。

　　像水边的人终日可以看到流水，像山里的人终日可以开门见山，时日久了也就成了山水的一个部分。

　　坐对青山，日子悄然而缓慢，如同满山草木天生天养。如果一个人住在三环边上，可以看到千百汽车蟑螂般地穿梭，声浪向上翻卷，进入房内，心紧了起来，动作紧了起来。谁有当年陶渊明的淡定，心远地自偏呢，把繁华的喧嚣视同安宁的桃源。每一种感受都是很个人的，我相信人都有从坚硬过渡到柔软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朴素的回归，它可以是一家人围在一起的一次晚餐，可以是一次安然无忧的入睡，可以是一次负暄时的陶陶然的心情。一个人在注视芦花的轻柔时，他对于寻常日子的寻常要求，也倾向于如此。

（原载年6月9日《光明日报》）

清兴。渐一番风一番雨，枝头萧疏已十分。新妆好，移微步，弓弯袖敛对啁啾。应是少年郎，当时青春不知愁。

文/朱以撒

1.缓慢的递进的

言说中国书法，要感性一些，只能拿自己来做个例子了。

总是在每日清晨、午后或者夜晚，会有几次的濡墨挥毫。砚台总是湿漉漉的，同样湿漉漉的毛笔，搁在砚边，随时等待雪白的宣纸铺开，落下纵横的线条。有人问我写了多少年的字了，我说从五六岁起，算半个世纪了。半个世纪，如果做其他一件事，恐怕早就功德圆满了。可是至今，我还真不敢自夸。

很慢——作为东方闲适情调的书法艺术，就是以慢来展开的。它是旧时代的产物，适合于那个时代的节奏、氛围，它不需要以速成的形式来实现。宋高宗说自己：“凡五十年间，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这么忙的一个人，习惯了书写之慢，在慢中得到了乐趣。慢，使过程长了起来，看不到远处的目的，有时一年半载，不见鲜明地长进，却也持抱不放。曾国藩说：“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想必古人都是如此，安心于慢，不舍不弃。

写——这是一个很有讲究的字眼。真正的书写还真的是一个庄重的仪式——焚香、沐浴、更衣，待心平气和，方缓缓落笔。因为慢，就很有一些情调了，大胆地任时间流逝，毫尖在纸上移动，不知夜半将至。当代社会追求速度，可是书法依旧缓慢。站在文房四宝面前，心就平息了下来，这都是一些慢时代的自然之物啊。石头刻成的砚台，松烟油烟烧制成的墨块，竹子做的笔杆，禽兽毛羽做成的笔毫，它们是如此这般朴实地融在一起，而用来研墨的水，澄澈清洁，与墨相交时，华滋乌亮。至于宣纸，是用檀树皮等植物做成的，同样洁白柔软且有韧性。在这些材料面前，自然气息升浮，很可以遥想古人在如此有情调的书案前，内心是如此快适，挥毫骋怀，快何如之。

我常在画室里对研究生说一句话：“慢慢写。”一个笔画要写好，需要百遍还是千遍，难以明说，只得不停地重复。只有慢写，才能细致地体味其中的轻重提按、起承转合。慢，使人的心性滤去了浮躁、芜杂，渐渐有些与古人笔下相近了。而快，总会流露出太多的仓皇、破绽，其中就包含了急于求成的心计。“慢学问”，对于书法的认识就落在这三个字上头。想一想痴迷此中人士，从一本帖始，或摹或临，不舍昼夜，不间寒暑，好容易形相近了，神又相距甚远，只能继续深入，以至于领袖如皂、唇齿尽墨。写一手好字算得上一个文人最起码的教养，这个条件并不苛刻，肯入慢功夫就能够抵达。现在我们不说王羲之这样的豪门子弟的书法，就是戍边士卒、寺院僧侣、稼穑耕夫笔下的地契、借条、药方，都能让人感慨其不俗。在那个普遍把笔挥毫的社会里，许多寻常人士，忘情于朝市之上，甘心于林泉之下，以耕钓为生，琴书为业，不知钟鼎为何物，冠冕为何制，却都能不忘把笔，以此为慢生活之乐趣，在长年的追求中逐渐递进，使笔迹优雅起来。

慢生活中的书法，我一直是以为有情有调的，养心养性的。就像稀罕的海南黄花梨、小叶紫檀、红酸枝，它们的生长期如此之长，人一辈子都过去了可能还没长成材。当我们见到这种慢生长的珍贵树种做成的书案，它高雅的色调、高贵的品位，让人心存敬畏，这就是由于慢而培养出来的啊。

朱以撒花笺书法

2.自然的真情的

有人说，在这么漫长的书法史中选择一个你自己喜欢的时段，应该会是哪个时段呢？我说，还是选魏晋吧。

不仅仅因为这个时代出现了王、谢、郗、庾、卫这些书坛上的大人物，出现了兰亭雅集这样的大事件。更重要的是，这些人笔下的痕迹给予了我最直接的感受：一个人在用笔表达个人的感觉时，是那样毫无矫饰、用意，天生天养般的自然。

欧阳修曾这么评价晋人书法：“余尝喜览魏晋以来笔墨遗迹，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侯病，叙暌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烂然在目，使骤见惊绝，徐而视之，其意态如无穷尽，使后世得之，以为奇玩，而想见其为人也。”写字，就是自然的表达，它的审美价值由此萌生。

晋人很多书法作品，现在看起来就是信札、便条，信手拈来，写了便是。有的看起来兴犹未尽，又使通篇神采充和，生机盎然。一件书法作品要写到多大才有审美价值呢？通常人都认为越大越好。有人让我写字，最好幅式要大如一堵墙，字数要写满，印章揿他十几个。如果硬要去作，也能刻意写出来。而晋人书法，可以称为小品，兴起而作，兴尽而收，正正好！这是一个多么自然而然的过程，如同禅家，饥来则食，困来则眠，本来如此。在晋人自然书写的同时，文雅之气也弥漫开来，用笔轻盈洁净，细腻完美，驱心若游丝之缳飞英，含毫如郢斤之斫蝇翼，而绝不是那种攘袖瞠目咄咄怪叫的莽夫行径。像王献之的《鸭头丸帖》，也就二行15字，行笔清畅不梗、穿珠贯玉，真是小雅中见出大气了。这不禁让人怀想那个时代的人，凭自己的感觉生活、交往，好山乐水，好鹅、好菊、好竹这些清洁之物，连僧人支道林都爱神骏。有人说你一个出家人又不骑马，养这么多骏马做什么呢？支道林说，你这就不懂了，你不觉得欣赏它们的神气是多少好的一件事啊。这样的人的笔下，当然我行我素，自由自在了。就像兰亭雅集，王献之才八九岁，诗作不出来，只好罚酒。罚酒就罚酒吧——他绝不会在雅集前夜让父兄帮他作几首诗以应急。这么做，情何以堪！什么是真性情，这就是真性情了。

有人对我说晋人书法之优秀主要是技巧了得。这话我想只对了一半。在纸面上，一个人的学识、修养、脾性、格调都罄露在上面。只有技巧固然能中规中矩，但是要从字里行间溢出文气、雅气，达到天籁一般的自然程度，则要超越技巧。技巧是个好东西，却冲淡了我们对于其他素养的崇仰与追求。王献之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多么敏感和深情！世上再无王氏父子，再无这么一批倜傥非常之人、倜傥非常之作。

现在看来，约定俗成地把王羲之书法视为“正宗”，是有道理的。中和——这是多么优雅的表达，有着个人独到的创造，自开堂奥尽展怀抱，在充分发挥创造的同时又不逾法度规矩，使一卷在手如明月出袖、清风入怀，新桐初引，清露晨流，何其天成。不流于狂，不失于怪，不落于俗，不耽于野，这般境界，非王羲之不能当之了。

朱以撒花笺书法

3.崇古的向上的

在一次雅集中，有人带三五纸来看，满口书法。等展开不禁愕然，毫无体统、不见门庭，纯是个人兴起抹涂，怎么可称书法？倘若古人九泉之下有知，真要痛心疾首了。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能够留下来到达我们书案上的古人墨迹，真可谓大浪淘去沙泥，都是真金了。嗜好笔墨丹青的人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迷恋古风的倾向，迷恋到不能自拔，便以为自己也是一个高冠博带长衫飘飘的古人了。江湖英雄可以不问出处，书坛中人可是要问出处何来的啊。二人相见，都会问起近来学了何碑何帖，是汉《石门颂》还是北魏《始平公》，是学陆机《平复帖》还是史游《出师颂》，你不能说，没有啊，我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一个文人在书斋里做什么呢，少不了亲近古人临摹碑帖。这些前人经典，汗牛马而充栋宇，让人痴迷不已。米友仁曾这么记录他的父亲米芾：“所藏晋唐真迹，无日不展于几上，手不释笔临学之。夜必收于小箧，置枕边乃眠。”经典之作就是这么一种高度，它是永恒的、不朽的，值得后人效仿和宝惜的。

不崇古，何以为？

王羲之、禇遂良、颜真卿、苏东坡、赵孟頫这些人过世多久了，作品还在一代一代地充当着范本的角色，没有谁可以无视它们，或者绕过它们。

这就是代代相传的体统了。

有一些门类是向前看的，今是而昨非——第一代的电子计算机，现在肯定没人使用了。可是几千年前的古人笔迹，依然紧扣着我们的精神生活，那些晋时风宋时意，旨趣微妙而恍惚，令人遥隔烟水，捕捉玩味。“取法乎上”，说是做人的道理也罢，说是学书的门径也罢，都有一种求取上乘之意。古典书法就是一种“上”，它是超乎庸常而孤迥独立的。有人说他的书法是学他的父母的、邻居大哥的、闹市开写字铺老板的，这能称之为“上”吗？没有经过时间的淘洗，没有被历史所检验，如何言说为范。至于一时兴起的涂抹，无法度之约束，无功力之提炼，就更难以言说书法了。古人用了一连串形象词来表达——“野战”、“狂驰”、“涂鸦”、“野狐禅”。在一个不崇古的时代，这样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很低级很痛快，只是遑论美感。

一个人既然要追求一种优雅、高尚的精神生活，为什么不取法上乘，让自己站在古人肩上，看到深远处呢。这往往是令我匪夷所思的。我还没有看到哪一个不崇古，不向上的学书者，依凭自己的过人才华而成功。方向比速度、才华都重要，没有方向，时日忽忽，遂成枯落。赵孟頫说得多明白啊，他说王羲之《兰亭序》如此之美，如果一个人潜心研习，怎么会不成功呢？每个人都会打点乒乓球、下棋、唱歌、弹琴，真正做到点子上的反倒没有多少人，没有规范，没有格调，只能流于一般的玩玩，无法成器。究其原因，就是不法“上”，泯然于众人了。

每天都要读上几本前人碑帖，看字来字往，品形散神凝，一碑一世界，一帖一精神，沉吟其中，时间就悄悄过去一大截了。书斋和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它幽静、宽松，还有适宜于主人的那种氛围，宜于在纸本上与古人交流、陶冶、体验、感悟，古风朗畅，古意氤氲，像雨未来而础润，渐渐潜入、渗透，向上提升。

此人颇有古风，此书颇得古风——倘一个人能得此评价，也算得上上佳了。

朱以撒花笺书法

4.修身的养性的

苏东坡有一段名言，读起来令人回肠荡气：“笔成塚，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锭，不作张芝作索靖”，大有与古人齐的气概。在书法史上，这类勤于研磨求取上进的故事还真是不老少，最终名垂青史。

每一个人都想要学一手过人的功夫，不知夜半将至，不知老之将至，勤勉无已，以至于下笔如矢投壶，准确到位。早在《庄子》里，就有这么一些著名的例子，像解牛的庖丁，斫垩的郢人，承蜩的佝偻老人，都是绝技的掌握者，令人惊叹。那么，这些绝技掌握之后用来做什么呢？庄子的意思很明确，养生吧。

一技之长以养生，不是人人都能认识到的。一个人掌握了书法技巧，一下笔就惊蛇走虺，博得众人赞美，真是一件得意的事。而以此作为一种对抗的工具打败对手获得奖项，如今是越来越盛行了。书法比赛实际上就是把闲情的书法，当成体育竞技，务必决出金、银、铜奖。这大概是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这些人所意想不到的，在宋代文人生活中，墨戏不少，使性骋技，觥筹交错，却永远想不到比个你我高低。书法比赛的进行，使东方闲情的形式，蒙上了一层剑拔弩张的色彩。

斯文之举——伏案书写或者立姿书写，身心都平静下来。不仅是书写环境的静谧，更是书写者内心的安放，神交古人，恍如古人。像斯文人那样举止，温文尔雅，以手写心，技进乎道。在六朝文人的许多行为上，都用了“徐徐”、“徐曰”，尽是柔和之态。技巧就是这么一种斯文之姿，运用时，它是雅致的、柔和的、细腻的，它在纸上云卷云舒、行云流水，不是用来炫耀的、浮夸的，更不为金牌而生。想想少年时，见有人挥毫，必定要凑进去观望，恨不得把笔抢过来写几个字给大家看看。技巧助长了少年轻狂，或者反过来说，少年借助技巧而显山露水，这恰恰是一个有修为的书法家所忌讳的。李叔同时代，这是一个多么得意的时段啊，红氍毹上，舞袖弦歌，出尽了风头，他笔下的墨痕，如此地圭角毕露咄咄逼人，如见他的气盛骄人，这就是一种世俗态了；到了弘一时代，笔下锋芒收束，静穆恬澹，技艺高妙而简约，已无须显无意显了，他进入了一个超脱态。“君子藏器”，真能如此，就可以言说心境澄明，进入一个安宁的家园了。

一个人掌握了技巧，无须与人合作，便可驰骋于艺术领域。书法，是一门很私人的雅好，是面对自己内心世界的，所以，如何表达，是以心灵为主宰的。如果一个人要写字了，却思考着合不合比赛的要求，合不合时风，合不合评委口味，那么，还能指望他笔下发出多少个性的美感？我是非常提倡这么一种书写观的，字不必写得太妩媚、花俏、工巧，宁肯写得更敦厚、素淡、拙朴，因为字不是为别人写的，它是个人身心修养的外化，是倾向于自我的，理应恳切一些。

回过头来看看久远的年代，有一批人被人冠之以“颠”、“狂”、“醉”、“风”，这些古代书家行止异于寻常生活之人，他们沉湎于个人的艺术世界，陶然以醉，翛然以游，远远地与俗世的嘈杂纷繁拉开了一段距离，他们为自己而泼墨挥毫，守之以一，养之以和，精神生活丰富而又充实，笔下风貌，遂无同者。

朱以撒花笺书法

5.博采的归一的

既然言说书法，就会经常提到二王体（王羲之、王献之）、欧体（欧阳询）、颜体（颜真卿）、黄体（黄庭坚）、板桥体（郑板桥）。这些以姓氏命名的体，从沙海般的学书者中脱颖而出，以个性的鲜明体现于世。这真是对一个人的成就最大的褒奖。秋色经眼，春花入梦，白云苍狗，迁变无定，却有这么一些人，连同他们独特的表现方式，在史册上定格。

几十年的临池，先是专注于一家，选择形态比较固定者，或篆、隶或楷书。以我来说，是以柳体（柳公权）的《玄秘塔》来奠基的。我每日地观察啊，思考啊，看它的笔势、造型，揣摩他此时的力道和速度。远远近近，反反复复，虽然不敢说笔下逼真，但观者都说，你学的是纯正的柳体了。

一个人几十年的时日和精力，不可能都落在一家一体上。取法百家，意在广博接收，为我所用。明人解缙说的形象：“如蜂之酿蜜，百花无不采者焉，及其蜜之成也，人但知味之为甘，而不知何花之所为也。”博采只是手段，通过博采，得其形、神、韵、气、法，使新质生长，成为多元。我开始学名人书法，后来情钟民间书法，这个大海一般深沉的空间，作品自然质朴以至于简陋，却带着露水般的原生美态，与名人书法美感迥异，有如天生天养。

成一家之言——人人都有这种渴望。品类如此丰富而驳杂，是需要一番融会磨合之功的，去其牴牾冲突，找寻和谐统一，理清脉络关纽，如线贯珠，浑然一体。渐渐有了个人的影子，从淡到浓，形象鲜明。好几次我参观书法展览，会情不自禁地说：“这一幅真有味道。”这是个人的味道，如同一位烹饪好手，将蔬果、火候、五味都调节到最佳状态，成为一盘色、香、味、形齐备的佳肴。而更多的人是止于博采，难以融会贯通，一下笔，像王羲之，像智永，像虞世南，可是无法像自己。

退一步说，把字写得酷似古人，起到继承之功，也是值得喝彩。

琢磨古书家个性鲜明者，也并非终日埋首书斋临摹不辍，更多的时间沉浸在诗文典籍中，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风行水上，成天下至文。又躬历山水，意驰草木，烟霞供养，探瑰揽怪，耳目为之开张，胸次所得尤多，便能总其机杼，纵横捭阖，成一家气象了。

此时，多么令人向往。

一个人不能脱离自己的时代，犹如一个人不能脱离自己的皮肤——这是黑格尔说的俏皮话。尽管那个时代已经过去，再也见不到人人都会手执羊毫于宣纸上作铁划银钩的场景。字不再是写出来的，更多的是打出来的，书斋的墨香退尽，古帖尘封。一个时代快速向前，就会有一些慢的旧日行为不适，渐成边缘也是必然的。

不过，仍然会有那么一些人，发自内心地喜爱，在这条古老的长河上，鼓荡风雅。

没有谁可以抽刀断流。

（原载于年9月5日《光明日报》，在年中国散文排行榜名列第七）

富贵安乐。汉砖镌吉语以祈福，安乐富贵是也。安则乐之，其犹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室，乐未央。富未必贵，贵须慢养也，置圣贤卷轴，笃学三省，譬之一草一木得阳春以发生，时日久长，一枝一叶皆具阳春之意，何患不贵。

云龙图。祥云翻卷，神龙见矣。昂首，曲颈，鳞身，长尾，爪蹬，独角上扬，轩轩神采，状若腾飞。庄子逍遥游云：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此中豪情，不亦快哉。龙之崇拜，由来已久。何人见得龙游无端，鳞鬣飞舞，是以迁想者游心太玄，恍惚之色，浑茫之形，蓦然而来，集而合之，妙契意象，遂成灵异之首。千百年下，龙在心中。

文/朱以撒

　下课的时候，办公室秘书让我去签一份材料，说：学校让你65岁再退休。把字签完，心里想，如我这么一个高校教师，无党无派、无行政职务，本来就在台下，退不退都是一样的。很多年来，一个教授在学校里就是反反复复地做着一件事，已经十分熟练。所不同的是，65岁前做事在学校，65岁后做事在家里，只是场所变化了。大学在使用教师是很有意思的，如同分解一条带鱼，切成许多片段，每人领一块回去，把它弄清楚了，靠它吃饭。有人钻研六朝文学，有人就主攻唐宋文学，彼此互不过界。没有听说教先秦文学的去替明清文学的老师讲课——即便整个文学史都贯通的人，在课堂上，就是守住自己这一块，犯不着越位。这样的安排使人专业起来，毋须广，但求精，时日长了，不带讲义都能信口开河地讲它半天。

后来，我从中文系调到美术系，发现也一样，有人讲花鸟白描，有人就讲意笔人物；有人长于工笔人物，有人就于写意花鸟有过人之技。不同的是中文系聚集了一大批写手，腕下波澜，奔腾不歇，不少人因此破格成了教授。当我离开的时候，中文系已有教授40多人了。更让人惊异的是中文系善于打造学科，目标明确，手段有效，不消多久，博士点硕士点拿下不少。美术系侧重于个人单干，手工能力如何是最要紧的，画得好不好自己知道，同道也知道，由此更相信个人的努力。直到很后来了，换了识时务的领导，才幡然醒悟，紧赶直追，终于有所斩获。

　　一个人经历过两个风格截然不同的系，感受着不同的作风，很是可以品咂一番。一个是很有学问的系，乐于写文，更乐于阅读，腹有诗书。另一个是畏惧于写文，而长于笔墨点染不舍昼夜。现在，有人问，这两个系哪一个更适宜于我?如果时间不似流水，我可能会选择中文系，它的确让人有奔跑的激情，像是有一支鞭子高举起，就要抽下，而奔跑，是能够让人感到释放中的痛快淋漓的。不过，一个人不是为学术而生的，比学术更需要的是日常的生活，是日常生活中那些琐屑的、松懈的、柔软的成分。我觉得美术系的生活更符合我日渐增长的年龄，它给予更多的我行我素的表现。在美术系里，每一个人都是个体手工劳动者，都要解决手头上的功夫问题，希望自己在这一批手工劳动者中脱颖而出。这显然是比伏案码字更让人感到舒畅开心的事。

　　有人认为在高校当一名教授最为单纯，几次和我这么说，我只是笑笑。不知道他指的是民国时的大学生活，还是现在。对一个在大学墙外的人说起来，还是不太知道里边的动静的。如果一个人真想单纯下来，那就埋头钻研自己的业务，像老僧守庙那样，达到专精。真的到了庖丁解牛、郢人运斤的程度，谁还可以对你吆三喝四?他越往深入走，同行的就越少，以至走到深处，茫然四顾，形影相吊。这时，就十分个人化、私有化了。他人窥探不到这么做的玄妙之伎，自己也不对外炫耀，只是自我持守，人走到哪里，带到哪里。所谓秘方就是这样，千锤百炼而成了绕指柔，就可以藏匿起来，隐在指腕里了。

有位穆姓的教授认为全系只有一个人能与他对话古典文献。一方面表现了他的精深，另一方面又暗示了他的清高。据我观察，闲时教授之间不怎么较真学术问题，各自守着，最多在课堂上讲讲。就像我自己，如果讲了一上午的课，回到家里还要与客人论辩书法，真会让人愁烦——难道不能谈其他的话题吗?这使一些专业人员凑在一起，反而谈一些非专业的趣事，他们感到非常舒适。倒是非专业的人，做生意炒期货之闲，会凑在一起很有兴奋地评说，细听起来颠三倒四，却也不乏消遣的快乐。一个人几十年的辛劳，逐渐有些质量积储在他的内部，凭借它而产生力量、自信，说话的声音大了起来，有时也目空一切，因为有把握了。这一批人单纯到只重自己的专业，丝毫不介入非专业的纠葛中，不知钟鼎为何物，冠冕为何制，翛然以游，陶然以醉，单纯导致了自由。人对于外在事物的认识，自古就有化简单为复杂，或者化复杂为简单二种。老子从简，孔子从繁。老子甚至不喜欢人多，小国寡民，鸡声相闻，互不往来。

每个人有自己的空间，做自己的事。孔子则不同，讲业收徒，历聘诸国，彰显学说，交友广泛，一世劳禄。我比较倾向于老子，我一直认为简单是生活的原则之一，简单去掉许多芜杂的枝蔓，看到清旷中的光亮，一定会心绪开朗。一个人和一个专业构成长久的联系，以至于喜爱、默契，应该视为命中注定。更多的人在寻寻觅觅，或者不断地变换，就是二者之间真的缺少了一点情致，使生命的品质进不去，也就不能久长，需要再去寻找。后来，大凡一件事在起始时使我感到复杂，我就采取了放弃，不是因为学术的复杂使我却步，是学术的背后隐藏了复杂，而我恰恰无此能力。一个毋须与人合作的专业方向，真是够让人眉宇舒展的了，它省去了许多复杂的合作，使人身心轻盈，像极了秋日里摇曳的蓬松芦花。当然，到了芦花这个阶段，回首看，有许多日子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留在大学里工作成了太多人的愿望。它的稳定、体面，甚至还有一些可以炫耀的元素。譬如教授的头衔，还是会让人觉得可靠——大学由来已久，毕竟还是有它的尊严和地位，尤其是百年老校，是会使人生出一些敬畏感的——如果不相信大学、不相信教授，那就不知道要相信谁了。讲授《易》的教授趁便也替人看看风水算算命，生意真好。每个人都祈求通顺，不通顺的人则求解脱之法。他们忽略了自身的不少因素，只认为是老天不公与她们作对，便把命托付给算命的人，听他双唇开合时吐出的每一个字，还画了符，烧了符，喝了符水。算命看风水当然是世俗的说法，深奥一些叫“堪舆”，算命的人充当天地、鬼神间的使者，把天机泄露出来，然后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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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更相信一个易学教授的法术强过街巷边上摆摊的江湖术士，正宗的、坊间的，需要的人会如何选择，一目了然。大学在背后撑着呢，便胜却江湖术士无数。大学的宽松也体现在对教师的管理之上，完全可以上完课后精心料理自己的公司，或者让青年教师来自己公司打工，没有哪个部门会来指责和制约。一个老校，有的家庭几代人都设法留了下来，以至盘根错节、连跗接萼，借助大学之名，可以轻巧地为其所为。清人刘熙载就一针见血地谈到“借色”，把个人的真本色遮蔽起来，以借色行于俗情。大学给借色的人免费提供了便利。留在大学的难度越来越大了，即便是优秀的博士也未必有如此好运。一个人和一所大学的关连确实存在着某些偶然性，但是，从青年直到老年一直保持这种关系，就可视为必然了。像一棵树种下，就不再移动了。

有时，我指的是深秋，在校园里走，看黄叶飘了下来，就会想到一些与宿命有关的问题，那一年，一位工厂的同伴和我一起高考，他止步于此，当时并没有觉得多少失落。他是仪表工，每月有四十多元的工资，在那个时候已经不少。而我却因了上大学，丢掉了这份工资。十年之后生活发生了巨变，他先是下岗，回到老家打工，太太过不了清贫日子，跑了。年纪大了，各种疾病又相继而来。他说连给我打电话的勇气都没有，因为十多年前他向我借了元，至今没有能力归还。我只能暗暗庆幸当年进入了这个校园，日子走向平和、安定。在这样的日子里，性情像一潭水，无游移不定，绝少涛澜之惊。有个记者曾经问我，如果当年考不进来，生活会如何呢?我最不喜欢假设了，尤其是对于人生，没有假设。

　　那些需要在年青时用速度解决的问题，一旦无法实现，心里就不快乐了。真文人也罢，假文人也罢，都是很看重面子的，没有谁会轻看职称的评定。那种超然物外无动于衷的人在我视野里是没有的。每一个年龄段的人如一拨拨潮水涌来，有的如愿了，有的被打了回去，明年再来。有能耐的就走破格之路，寻常的就排队等候。如果跟不上趟的，渐渐就与自己这一年龄段的人拉开了距离，落到下一个方阵中去。下一拨的小将勇猛精进毫不谦让之意，加上研究成果丰硕，让老者很是抵挡不住。于是内心着急惶惶不安，茫然不知所措，面子上，何以堪。职称带来的是相应的物质利益，也带来外表的光彩。光彩是虚的，像影子一样，它缀合了某些神秘的成分，给外界一些明示，或者一些暗示，获得不同的反馈。一个人可能对小助教不置可否，但是对一名教授，至少会礼貌一些。

张爱玲曾经说过：出名要趁早，快乐也会随之而来。她说的就是一种追求的速度，这个速度如果在青年时期就达到，那他的快乐指数不知提高多少。被人憧憬的名分多数是很遥远的，时间消化着速度，有些憧憬此生就烂在肚子里。一位教过我的老师，退休前两年才凑够了他的成果，他认为是够了，但是评委们认为还不够。个人在评委面前是很渺小的，又无从申辩，只能再抓紧弄一些成果。最终，还是不行。每个人都有想当教授的心思，这个想法肯定是错的，它只是给一部分人准备的，《一代宗师》里有句台词是这样的：“有的人成了面子，有的人成了里子，都是时势使然。”如果都想当面子就会生出许多痛苦来。

　　一个人的工作习惯随着年龄渐长而徐缓下来。美术系的画室总是乱糟糟的，到处都是颜料、墨渍、废纸，散发着隔夜的味道。笔洗里的水永远是浑浊的，砚台上的沉渣已经积起了一层。以前我总会因此不快，让他们打扫干净，新水新墨，神清气爽。我以为从艺者还是要有点精神洁癖的，像晋人那样，有着明月出袖，清风入怀，新桐初引，清露晨流的新鲜，少一些不衫不履乱头粗服的作派。这些作派是没有用的，至少对于我是不屑这一套的。下课的时候我就走出来倚阑看景，黄槐树上缀满了黄橙橙的花朵，玉兰花的香气会淡淡飘了过来，这些澄明鲜洁之物是一种方向，似乎可以作为引导，规避不雅不洁。

偏爱洁净有时成了一种负担，更多的人、更多的场所是不洁净的，好像这样更有艺术范儿。这种气息也会慢慢地改变一个人，有一种随意或者信手的意味，还有一些闲散、慵懒。有些过程是囫囵一团的，不那么条分缕析精到细腻，零乱杂错有时也培养了一些写意的笔调，不那么严密，又很可意会。翻翻民国间的私人教学似乎是这样，为师的随意地聊，海阔天空，就看学生有没有这种敏感，能够捕捉其中的吉光片羽。捕捉不能在时代疾驰的马背上进行，只能徐缓下来，在书斋里，或在画室里。画室里总是会有一套茶具，不知是哪一届的学生留下的。大凡有茶具的地方，时间就会变得慢一些，心弦会显得松一些。有学生会去泡茶，或铁观音或大红袍，大家围过来喝。路过的学生也会跑进来，喝它一小盅。

所谓“功夫茶”就是打发时日的，慢功夫才能品出茶的滋味，因为内心已经准备好了，每日里有一段时间就是以慢的动作出现的。我也是后来才学会品茶的。人能够坦然地坐下来，不去想那些只争朝夕的事，看着学生熟练地操作，乌龙入宫，春风拂面，关公巡城，韩信点兵这些动作，清香弥漫开来，此时的情调，更接近旧日文人的生活了。品茶的松弛，消解了年长、年幼间的在意，无意多了起来。艺术生活更像这样的接续，浓了淡，以至于无。为师的能坐下来，品茶，至少也默认了这种无为的过程，那些用意、刻意的痕迹，被茶水一点点地淹没了。

　　接下来，等待下课。

　　我对大学的空间倾向于小雅、朴实，就像我读大学时的老校园，骑着自行车就可以轻松地走遍它的角落。建筑经风沐雨久了，就会少一些铅华多一些质朴，让人亲和，感到它的积累不是浪得虚名。有些人报考之前，会进来考察一番——我当时就是这样，喜欢上了它的优雅之气。后来，没课的时候我会在校园里走走，看风雨沁入红墙的痕迹。联想当年几个晚清遗老就可以盖起一座学堂，在流水的时光中成了现在这般模样。想不到后来的新校园这么大，这么远，像是夸张的喜剧，内容无多却膨胀得不得了。大而无当、无味，明摆着都是一些失控的力量所造成的，大了之后就永远小不回去。虽然学会了开车，却未有闲情开着在大校园里闲逛，我不喜欢大而虚的空间，它的非常态特征使我感到突兀，有些疑问只好悬置起来。秋天来了，有些饱满的石榴还悬在枝头无人采摘，终有一日会在秋阳下忍不住炸开，口子大张。现在我利用的校园空间很小，只须把车开到教室门口，下车上课，渐渐就成了一种持久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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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每位教授活动的空间都很小，他们是来上课的，把自己固定在某几条线路上就可以了。一个人没有办公室，就多了一些流动的因素，像一只鸟，飘进教室，飘出教室。以前没有车开，每个人的动作都会和缓一些，会开车了，脾气也急了起来，在校园里也开得飞快，停不下来。机械的产品多了，大学的气息就是另一种，华丽、堂皇，还有一些洋气。我有时觉得这分明是两个学校，老的不是新的前身，新的不是老的今世，精神、宗旨都有着许多差别，只不过挂着的招牌是一个样而已。现在的人越来越没有故乡感、故园情，缘于无特征空间太多了，储存不了什么差异。如果有人把自己居住的小区、别墅称之为故乡，那简直就是笑话了。我在这个城市搬了几次家，说卖就卖，说搬就搬，全然没有对待故乡的依依不舍的态度。老校友们十年、二十年之后的聚会都会放在老校区，一定要在这样的物证背景下，使聚会生出更多可以联缀的东西，那些同窗时的旧事会像泉眼，细而密，汩汩而出，按都按不住。这是大而新的校园所不能引导的，它还需要有长久时日的储备。

　　小助教修成了老资格的教授，就像一根弦，开始绷得很紧，而后渐渐松了，最后松开。年龄大起来成了资历叠加，相应地脱略了一些约束，获得一些自由度，如公孙大娘的剑器舞，已臻无法之法。他还必须准时参加会议吗?还必须认真地填写各种表格吗?还必须一篇接一篇地撰写论文吗?此时全然看个人的兴致。随意——这个字眼用得越来越频繁了，由于不随意太多，它甚至成了日常生活的向往。孙绍振先生快80岁了，还不停地写，不停地说，不停地应邀参加活动。信手写，信口说，他一定是因此才感到快活的。他曾对我认真地说：整个学校就咱们二人最为著名。他的这种想法，也助长了骂人的爱好，他说骂人是可以出名的，因为骂得准，谁也不好说什么。他让我多多学习他骂人，老教授骂人谁都要让三分的。他的声音很尖细，语速又很快，好像不必经过大脑就涌了出来。像他这样情性的当然不多，更多的人是淡漠，觉得整体状态就是如此，骂了也没用，反而耗费自己的精神，沾惹一肚子的不快乐。从事的专业决定着与社会牵连的疏密，有的人教训诂，课堂上已让人畏惧，更不消说到社会上去传播。学问闷在肚里，渐渐就淡化了、寂寞了。孙先生还是很活跃，他和社会活动勾连很紧，他像年青时一样地向前，没有闲愁。

　　大学是个什么样的空间呢?有人说是江湖。师生关系倚仗知识的传授来维系，在施与受的过程中，将时光推向深入。不过，即便是名气很大的教授，风云一时，也会随着一届一届新生的涌入，渐渐淡去，以至到后来提起，没有什么人知道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段，在台面上，像名角那般地水袖翩翩唱腔生动，许多人在下边听着，聚精会神。但是，再过些年，上台已经听不到太多掌声。时光把曾经主流的人事推到边缘，此时，是要考虑谢幕了。《一代宗师》里的宫二小姐这么说：“所谓大时代，不过是一种选择，或去或留，我选择了留在属于自己的年月里，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她居然把绝技六十四手给忘了，我倾向于她这个选择，因为时光已经过了，把它忘了就没有牵挂了。杜子美说过：“老去诗篇浑漫与”，觉得随着人的老去应该越发任意散漫，化解各种法度规矩，信手拈来，无所羁绊。就像吴昌硕，身边没有刻刀，就捡了一支生锈的铁钉，三下两下，反而刻得率性。年纪大起来的教授会有这种感觉——严密的讲授渐渐少了，多了一些随意的牵扯、发挥，有的扯远了，收不回来;成绩似乎也越打越高了，尽管只是一些数字，数字多起来也是让学生高兴的事。至于自己下笔就更明显，漫游似地，白云苍狗，形散神也散，再加上简淡、朴素，像秋风带走了草木饱满的汁液和色泽，不禁几分清瘦了。

　　时光如水——无数次地见到这样的比喻，觉得如此的老旧、寻常。只是再也找不出更为恰切的比喻，像流水这般地让人明白和沉思。

　　还是流水，还是流水!

(原载《散文》年第12期。该文获全国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散文奖。)

北冥有鱼，化而为鹏，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击水三千里，扶摇而上九万里。任公子垂钓，以五十头牛为饵，期年钓得大鱼，白浪如山，海水震荡，浙江以东苍梧以北之人，皆饱食此鱼。庄子之文奇诡，令人读罢呵呵呵。

浮生当春。击鼓、起舞、弄丸、倒立，满座生色。人间欢会当及时，莫待来兹。细看春风世情，都是过客匆匆。凤鸟行龙，欢意何极，马上封侯，主人心愿，对清觞向醉里，漫赢得晴窗一日为好。

文/朱以撒

天宝三载一个春风沉醉的正午，43岁的李白缓缓走出了长安的一座城门。这时的长安，不时可以看到怒放的野花和飞翔在上空的鸽群，听到悠扬滑动的鸽哨。李白转过头来，最后看一眼那威严厚实的城墙和旗幡的舞动，此时的长安正在醺然之中呢。少顷，他毅然决然地扭回头，背向长安而去。仍然有些寒意的风吹拂着他，衣襟如鼓。只是他眉宇间有了一种解脱的神色。在他的诗作里，多处写到振翮翱翔的大鹏，他觉得今日的自己又是一只自由的大鹏了。

这是我在长安时的一组想象。我站在城墙上眺望，远近都被收入眼底。我虽然不知道李白当年是从哪个城门出走而向洛阳方向去，但我想复活他当年的场景不会太难，难的是当时的复杂心情，已无可洞察了。至今，我一直称西安为长安，称长安时内心有一种异样的感觉，那是很典雅的、很古厚的，而称西安则是另一码事了。同时称长安还会相应地使我联想起许多过往残片，想起一溜古文人的名姓，意蕴上要丰富得多了。以前我一直不明白李白怎么会耗费三年光阴于长安，中断他云游天下的豪兴。他是属于诗的，当然也属于山水、自然，可是没想到有三年空掷长安，过着声名好听而内心着实不痛快的日子。

促使李白走入长安的是他的从政理想。李白何时滋长这种理想是很奇怪的，是否受到孔夫子“学而优则仕”学说的启蒙呢？因为我读李白的诗，那种大鹏意象、天马意象是十分强烈的，无可羁绊独行独往。就如他的大鹏意象，就大气磅礴无从比拟，他就是大鹏化身，翻动扶摇气冲霄汉。和李白比起来，喜爱以飞禽自喻的还有陶渊明，在他诗里，就不时出现过雁、燕、鹤、凤、鸥、鸾、鸧鹒，渴望自由自在。一比较就可看出，气象不如李白，力度也不如李白。再说，李白又屡屡自我仙化，写下了许多在仙界与仙人相往还的诗章，不知不觉也有几分仙人气象了。他走入长安，多少有些出乎我的意料；连让人视为超尘拔俗的大诗人都渴望于平步青云，其它人就不必多说了。真的，这真的使我有些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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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什么时候起，他不再心安理得地沿着自己孤高啸傲的思路行进了呢？

后来，我从书上理清李白求仕的进程。二三十岁时，他对于政治活动就相当热衷了。本是诗人胚子，却要往仕途上蹭，只好自荐不已，不成，有点扫兴，却不肯罢手。后来总算有一位道士兼诗友的吴荺举荐成功，得以进宫来到唐玄宗跟前。这不由得使李白意气昂扬，回家告别儿女时：“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的确太自信了，他以自己的诗才来估量自己的仕才，当然缺乏可靠性，这也就为他日后的不得舒展伏下种子。他的志向是当一名宰相，这对于一位纯诗人来说是很不实际的，站在今日回望长安，更是让人感到迂阔和不谙世事。不过，李白还是踌躇满志，他一向认为要“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而且不时与吕尚、张良、诸葛亮、谢安等人相比，觉得自己并不逊色多少，完全可以胜任。这种个人英雄主义不能不在日后弹奏出悲剧的格调。换句话说，写诗是一种个人的精神行为，爱怎么写全是个人的事；而官场上，你能爱当什么就当什么吗？

入得宫来，自是另一个世界，看不尽美人玉佩，艳饰绮装；赏不完霓裳羽衣，舞袖歌弦。日子当然过得比他携家云游安定得多，不再饱受漂泊中的风雨之苦。只是，他那颗鲜活和跃动的心却渐渐地不痛快起来了。他首先发觉召他而来的唐玄宗根本不会给他一个宰相当当，连一丁点希望都没有。唐玄宗只是希望李白来歌功颂德，给御用文人的班子里，再加一粒筹码罢了，尽管这样的文人已经不少，但李白名气大，有“谪仙”之谓，让他歌功颂德更有分量。当两个人所想产生如此巨大的悖反时，那就看谁有主宰权了。这时的李白只有听命的份儿，去供奉翰林，做些宫廷的笔墨文章。退一步说，当不了宰相，想开点也罢，连他想与帝王建立“非师即友”的关系的美好愿望，也被击得粉碎。他开始痛苦加深，酒量大了起来，常常演出太白醉酒。不知者以为一般酒徒形象，却又有谁能摸到这梦魇的根柢？

接下来的日子里，李白是越发感到生活的环境太不能任意随缘了，总是有形无形地逼迫他，要消磨他意志上的棱角。他又看不惯一些人的仪形，便“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理所当然使自己孤立。宫中岁月使李白慢慢看出一些道道来：此时的唐玄宗已是撒手不管事了，只做个享福的“太平天子”，凡事交由狡诈阴沉的李林甫和女声女气的高力士。这自然没有他的好果子吃。我想，李白还会更进一步发现这位身兼40余职的李林甫的种种恶行，光是收受贿赂的缣，就有万匹。李林甫曾对人说：“想来我不会有个好声名，不如眼前享它个极乐。”这对李白来说，先是惊愕不已，再是憎恶不已，想不到如此天子如此宰相，真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懊悔。他的饮食起居是规律起来了，而他的心灵却一天天沉沦下去，生活的舒适抚慰不了心灵的痛苦，他开始萌生了摆脱屈已于人的念头。从唐玄宗这方面说，他对李白的不信任感也逐渐加深，加上高力士之流隔三差五地向唐玄宗谗毁，久而久之，危机四起。官场上手段说来也十分简单，除了同僚的讥讽挖苦让你每日不得开心外，再就是冷着你，让你无聊、无奈、无助，看不到希望的曙光，如在沉沉夜行。这种无形的折磨使鲜活的生命失去怡悦，眼见春来秋往，又是清冷的冬日了。

这时，李白常做的事就是与好友贺知章、崔宗之一起饮酒吟诗挥毫，酒量大，牢骚也大，酒后驰毫骤墨，酣畅淋漓。千百年来有多少客栈高悬“太白遗风”的酒旗，有几个知晓他的醉酒是以求超脱、以求摆脱屈已于人的压抑呢？李白的个性终归是太强了。宫廷内是不需要自行其是的大鹏的，相反的会更需要铩羽的鹪鹩们。如果李白能稍稍克己一点，改一改那种政治上的自负、生活上的狂放、行为上的高傲，总之，改改诗人那种桀骜不驯的脾性吧，那么他的日子就要好得多。其实有许多文人入得宫来都已适应了，原先棱角毕露、生机勃发的生命被调节得柔顺而谦恭、乖巧而圆滑，自然皆大欢喜，不仅仕途顺风顺水，并且笃定在长安久住下去。李白比别人还有一个优越性，那就是他的诗名，他完全可以充分地表现一番，只要他肯“歌德”，大概时人没有谁能与之比肩。唐初有一些诗人就是大写点缀升平的应诏诗而锦衣玉食的，如上官仪就是样板，爱写些“花明栖凤阁，珠散影蛾池”、“沛水祥云泛，宛郊瑞气浮”，虽说浮词艳句，却也是很受用的。有人视此为文人的奴化，有人则视此为实惠，就看各人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了。

李白终归是李白，他算计着该走出长安了。下这样的决心是不容易的，这表明他的漂泊生活又将重新开始。当今的人喜欢用“漂泊”这一字眼，以为可以重温英雄梦。可是，不是亲临者，谁能解得开其中的艰辛呢？李白决心已定，正好唐玄宗也认定他不是“廊庙器”，爽快地打发了他。从天宝元年（）到天宝三载（），三年的宫廷生活倏忽而逝，这三年没写出什么好东西来，宫廷世象却是看了不少。是得是失，只有他最为清楚了。我所能猜测的是如果李白果真成为仕途一名得意者，也不过宦海一粟，转瞬就消失在我们的视野外；如果李白好好地供奉翰林，修理修理他的心性，那么李白诗篇也不是今日这般形象了。好在历史从来不做虚幻的假定。李白走出长安并远离长安，他又一次地感到生命被怡悦和活力充满。天高地迥，宇宙无穷，他又能够倚风长啸，放纵那枝如椽巨笔，缘情任性地挥洒一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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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精擅笔歌墨舞的文人不以自己过人的特长去展示，反而想着换一种活法，这会是怎样一种不实际呢？我想，从李白进出长安的过程是可以提出这个问题的。避长扬短，笔墨荒疏，不免感时叹世，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后悔不迭的呢？从李白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文人自身的脾性真是根深蒂固，长期的个人抒发行为形成的清高孤傲、恃才傲物，不消说难适应官场，文人之间也相互难以调适。魏晋文人是典型，唐人如此，宋人如此，今人亦如此。这也就注定了踌躇满志的思维通常是在纵笔驰骋中的想象世界中出现的。只有在这个世界里，文人可以得到最大的满足，嬉笑怒骂尽随己意，生命越发升腾出旺盛的力量，创造的灵性和恣肆通脱的情怀鄙薄而出。而在其它什么领域，十有八九要打折扣。纵笔无碍，也使文人的幻想得到膨胀，以为文才可以通用无所不达，李白幻想当宰相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典型。我至今不清楚萌生的根据为何，是恃才而对号入座吧。这种幻想摒弃了无数错综复杂的关系，很有些阿Q那般我爱谁就是谁的直截了当了。这也注定了李白向往的模式是一个空中楼阁，色泽艳丽，却一点用处也没有。从心底焕发出的巨大热情转瞬成为一缕凄清。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一大堆苦恼；功名挫折带来的自我失落的迷惘感；知音难觅的寂寥感，宦途艰难的悲愤感，生命虚掷的忧患感。这种悲剧气息弥漫开来，把他既往的自我陶醉击个粉碎。这时我们也只能说，这是你自寻的愁烦呀！

不过，笔墨生涯是很寂寞又清苦的，想从实实在在的笔墨文章中换取声名，只有傻子肯为了。每个朝代都有这样的傻子，青灯黄卷焚膏继晷，柔顺羊毫雪白缣素，写不尽心中哀乐，所谓“穷开心”是也。往往是在静寂的书桌前，文人才感到充实，哲思顿悟，谐趣嘲讽，尽施于腕下。个性孤傲的文人总是难以合群，也懒于与人合作，聚聚散散不可恒久。李白这等人恣情山水行止无定，全凭自己心性，有一杆羊毫，再一柄横挂腰间的龙泉相伴，也足够了。出长安后，山穷水恶，路途迢遥，他似乎没有归宿感，时而在南边扬州、金陵，时而在北面邯郸、幽州，时而又出没于西边的嵩山、襄阳，不免衣衫陈旧风尘仆仆，只是身心渐渐轻盈如燕透明如水，他明显地快活起来了。他感到短暂的生命里放入了超然的美丽，这是宫中岁月一次都不曾降临的。这种孤独与宫中孤独全然是两码事。他孤独的精神从泥沼中脱离出来，浸润在自然之中，那些扑入眼帘涌入耳鼓的长虹瀑布、落日归云、山寺晨钟、新蒲短笋，总是令他铭念和感恩。更惊异的是，他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原先有过的被抛弃的感觉，在自然家园中又获得呵护和温暖。既然人不爱我，就泛爱自然，在与人的交往中失去平衡的心理，在与自然的产和中又得到了补偿。李白逐渐走出了长安阴影，心灵的空明、澄澈，跃然而起。我察看了李白走过的地方，我也先后去过，只是他带着三年长安的体验，那深邃的目光就看到深处去了。这种现象贝多芬也经历过，在维也纳，每天他必定要沿城墙绕一个大大的圈子；在乡村，从黎明到黑夜，也独自在外漫步，不戴帽子，迎着太阳，也迎着风雨。可是他却出语惊人：“全能的上帝啊，——在森林中我快乐了！”文人一快乐，下笔必然畅达，李白的浪漫主义情调越发昂扬和瑰丽，想象奇警华赡，兴会飙举。想来误入长安三年也不是徒耗生命，可视为炼狱吧。

为我所感佩的是李白毅然决然地走出长安。文人通常清高又爱面子，由此而致命。体体面面进长安，灰头灰脑出长安，这对谁来说面子上都挂不住，有的因此就耗下去了。除了缺乏决裂勇气外，也怕同僚耻笑。在宫中无论如何煎熬，走到外面，还是很风光的。文人与生俱来的软弱性也就常常被牵制，以致下不了决心。清代的孔尚任在这一点上就比李白想不开，以致心力交瘁。康熙三十九年（），孔尚任被一纸公文罢了官，这位曾经与康熙有过面对面亲切交流的文人就是不相信有如此厄运，同时也不想回曲阜，滞留在京华祈盼康熙皇帝的苏醒。同时他也托人为自己说情，只求能留在京城混一碗饭吃。苦苦熬了两年音讯全无，这才无奈地卷了铺盖回到曲阜过他的布衣日子。李白比之孔尚任要积极得多，孔尚任则有些死皮赖脸的模样。他的心灵包袱过于沉重了，他的依据是，自己是孔夫子第六十四代孙，尊孔的康熙不会视而不见吧。文人的这种心思不由得让官场中人连说“呸，幼稚！幼稚”！可以看出，孔尚任心灵的创伤要比李白深切，他的觉悟是十分迟缓和勉强的，尽管他感到仕途凄凉、险恶，却死抱着幻想不放。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在一层层历史的帷幕里找出许多，虽说如今他们都掩于深沉的时光黑夜之后，可是那种求得帝王权贵欣赏奖掖的基因，还是代复一代地流传下来了。“琼杯绮食青玉案，使我醉饱无归心”，宿草经荒，墓木成拱，这样的渴望，终归不会散尽啊！

朱以撒花笺书法

其实，凭借自己一枝彩笔，过一介布衣的生活，写一些出自胸臆的诗文，不是很自在又坦然的么。像我这样无党无派无官无冕的人，通常朴素地做如是想。也许我现在还看不清围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围城内的人想逃出来的悖反本质，但是我还是深切地感到，文人的确有很浓重的流芳百世的思想。想以自己的文才在政治舞台上长袖善舞。不过真的实现了，文人气味也就消散得差不多了，也就不再被称为文人了。在翻动千百年传下来的诗篇时，我总是执著地想，流传久远的，还是那些流于胸臆的文字，它比帝王将相的声名更能长存不灭。现在我讲唐代书法史，也要捎带上李白，他仅留一幅行草小品《上阳台帖》，却也在书法史上拥有一席之地。想想，还是很有可以寻绎的意义的。

文人品性上的散漫、随意、即兴，还是比较适合于闲适、淡远的生活。逃禅也罢，道隐也罢，都是一种逃避管束的行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既知如此，何必当初。我记住了晚唐五代的书法家杨凝式，他是完全有资本做一个体面的官僚的。他出身于宰相之家，钟鸣鼎食，镂金错彩。其父也是宦途驰骋者，自然也希望杨凝式如出一辙。他的确也中了进士，并且授中书舍人、兵部侍郎等官职。杨凝式的门第保证了他前景的光明。只是这样，偏使他那一颗文人的本心老大不舒服，他几次以“心疾”、“心恙”为由，与官场拉开距离。什么是“心疾”、“心恙”呢，根本查不出，只有天晓得，但他的确超脱了。流连山水放浪形骸，“且吟且书，若与神会”这是何等的畅快呀！现在我们展开五代书法史，最灿烂的名字就是杨凝式。这是比李白更清醒地认识自己的人。他深知狂狷放浪不适宜官场，只能起祸端，不如早早避世远害、处晦观明，潮起潮落又干我何事！时人称杨凝式为“杨风（疯）子”，依我看，他是比谁都清醒的文人。你读着他的《神仙起居法》、《韭花帖》、会想着在雪白的宣纸上放牧情怀，滋养起自己的独立人格，坚定着自己的持守精神，如一苇扁舟且行且泊悠哉哉，何必都争着成为让人摆弄的廊庙供器。

一千多年后读李白诗篇，仍然感受到生命的激情。严格意义上的文人，如果让他绝笔，无异于生命就此了断；如果让他写些应景文章，扭曲怀抱，也是虽生犹死。因此我们通常是以笔墨的情调来看待一位文人是否有品位，从字里行间捕捉他抒发的是真情或者假意。在读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时，面对诗中瑰丽美好的仙界和丑恶龌龊的现实，诗人的叛逆精神达到了极致。抒写真情实感也无所畏惧。和李白相比，宋时的周邦彦也是以真情实感示人的。只不过这位以文笔奉侍皇帝和贵族的词人，博学多才精通音律却用错了地方，只是擅写玉艳珠鲜、偎绿倚红的艳词。虽是发自内心，也就等而下之了。文人总是多种多样的，审美观的相悖，选择自是千奇百怪。因着广阔的选择空间，守不住高洁者，不少翘然一时明朗，千百年后已是黯淡无光。可见同为真情，也格调高下、意境浅深之分野。当然，如果从文人的待遇上称，周邦彦却在急管繁弦的风月场上。自愿沉溺于此，乐不思蜀，似乎是常人之情。不过，耽于安乐放弃自救，似乎也是文人写不出好东西的一个注脚吧！

如此说，走出长安断断不是一件易事。

我从长安向西北方向走。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我看完了熬鹰的全过程，真是铭心镂骨的痛。那只被网获的成年鹰隼，两眼迸射着逼人的寒光，它几次想腾跃，返回它精神的天空，却总是被那细硬的铁链扯了下来，一次又一次暴烈地扑击都化为徒劳。它只好不停地用劲喙击链条，企图打开，铁链又冷酷地粉碎了这一梦想。一天过去了了，又一天过去了，寂静漆黑的夜里，秋风凌厉掠过，空旷中无比苍凉。鹰不仅腹中饥渴难耐，更有一种孤独的恐怖沁入皮表，深入骨髓。它的野性、它的傲慢、它的尊严在悄悄地丧失，连同它那逼人的寒光，也不那么有力度了。第五天傍晚，主人适时地出现了，开始给它精神上的抚慰和肉体上的补偿，当他的手轻重适度地抚摸着鹰宽阔的背脊时，鹰的目光已充盈柔顺；当它一口吞下主人递上的鲜肉时，神情上写满了感恩。这时候，主人微笑着解开那条曾被鹰喙扑啄得淤血沾满的铁链，当着鹰的面抛到远处。说来也怪，它已丝毫没有振翮而去的念想了。

我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

李白不是鹰，是大鹏，是天马，更确切地说，李白是本色诗人。

李白终于走出了长安。

问梅消息。疏影横斜，暗香浮动，三枝两枝入画图。彻苦凌霜雪，此境与谁共，欲寄一枝传风信，春近否，问梅花。

长乐未央。人生苦短，譬如朝露，能不尽欢。烟波钓叟，芦花岸曲，每依北斗，忘了京华，蝇附蚁营，蜗角功名。欸乃声里，清波淘尽多少英豪。林壑高隐，品山深太古，几度月盈还亏。醒眼笑看钟鼎何物，冠冕何制，叹当年文种，胡不归，此心远，乐未央。

文/朱以撒

春风沉醉的夜晚，在西南看了一场傩戏，得了一个假面。

　尽管已有多年的开发，夜幕下来时，还是显出清幽荒寒来。许多的人，许多的声响，许多的手舞足蹈，还是遮掩不住峦壑深曲草木旺盛的山野之气，随着夜的深入，渐渐嵌入人群的缝隙里了。

　我的假面是一个变形的嘴脸，大红大黑夹杂着大绿，五官被夸张了，是金刚怒目式的那种神情，任何一个文雅的人戴上了，都会变得无比狰狞。每一个假面都经过画师的非常想像，当这么多人都戴上假脸随意行走时，有一种异样的气氛随着动作的摆幅，散发在夜色里。

　我的脸隐于假面背后，别人已经不知道我是谁了。当然，我也不知道眼前晃来晃去的这些鬼怪背后，是哪位熟识的朋友。每个人因为假面而松弛，显得更有激情和放肆。把自己不当自己，且不知假面是何方神圣，有章法的舞步，没有章法的舞步，都胶在一起。

　这个小地方对于假面如此热爱，可以在任何一个小店买到精心绘制的假面，戴上它，可以不惧风雨雷电、吓走长虫猛兽，假面和安宁，在久远的过去想必是有联系在一块的，只不过现在，它越发精致了。

　《大明宫词》里，妙龄的太平公主，在一次京城的民俗活动中，与伴人走失，慌乱中遇上了一位戴着昆仑奴假面的男子，假面背后是阳光般灿烂的笑容，还有亲切柔和的言语。这就是让她魂牵梦绕的薛绍，故事从此打开。很可以咀嚼的一个情节，在假面后头，潜藏着一个少女露水般澄澈的憧憬，而那个男人，当时他藏在假面的背后，浑然不知真容被太平公主窥识后，一场大变故的序幕已经拉开。

朱以撒花笺书法

　离开这个神秘气味的小镇，假面也丢在那里，它是游戏时的道具，游戏结束了，我就没有打算再保留它。

　如果一个人在游戏之外也戴着假面，那一定是有许多难以言说的苦衷。这样的人物，在影视剧里似乎越来越时兴了，使人觉得假面之后的深水漩涡，不是轻易可以驾驭的。一直到了最后，假面人倒地，有人将假面取下，假面后的人是谁，真相大白。我喜欢素面朝天这个词——虢国夫人就这么自信，不施粉黛，淡扫蛾眉，旁若无人地以一张素淡之脸，面对君王。想来，一个通晓音律的、谙熟艺文的皇帝，对于素淡清新还是乐意接受的。不过，宫廷的浓艳之风还是蔓延开来，施朱傅粉，夸缛斗艳，从眉目神情看，随时都要登台演戏似的。直到兵败城破流落民间，点痣的朱砂见底了，扑腮的脂粉盒空洞了，风来雨往，渐渐像个蔬笋气的农妇，此时甚好。

　我和张三相向而过，只是点了一下头。他在位时在台上、在屏幕上，我在台下，看他讲话。当时只是点头之交，如今他老退，我还是不愿意变得亲热，依旧保持点头的分寸。他擦身而过时，我吃了一惊——这么快就须发皆白了？他在台上时满头乌黑水亮，我还以为他比我小多了，暗暗称奇他的保养得法。我每天都照镜子，然后去学校上课，我看到白发钻出来了，开始少，慢慢就多了，我想起韦苏州的句子：“窗里人将老，门前树已秋”，不由有些惆怅，想想人生易老，也没有什么措施可以有效挽留，随它去吧。张三在位时肯定下了一番工夫，染发造型、面部美容，才能如此地有上镜效果，现在他回到现实中来，白头发、大眼袋、松弛的腮帮子。我看到了真相，理应稍微对他热情一点才是。

　有位先生去世了。作为十多年的交好，我先到他家中悼念，然后随车到殡仪馆参加追悼。车上的人来自不同的单位，与死者交往深浅不一，却都自发地来送先生。开始大家静默不语，心中难过，继而有人说起先生一些往事，再拉开一些，就谈一些与死者毫不搭界的趣事了。慢慢地气氛活跃，有了说笑声。笑声一起，心里就快活起来。车外是南国的仲春景色，乱花迷眼蛱蝶翻飞，好像我们搭灵车是去春游一般。按常规，每个人在这个过程中是要含悲的，一悲到底，现在欢笑盖过了悲伤，是否太不真诚了。以前我也想这个问题，现在总算有了头绪，真实的人就是如此，他的悲伤程度就是这么一种尺度，真要导演一车人都痛哭嚎啕，那才是装出来的伪慈悲，是对死者家属的伪安慰。想想逝者长已矣，一车人还能说能笑，实在是值得珍惜。

　明末清初的张岱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天下学问，惟夜航船最难对付。”我是后来才恍然大悟的。南方多山，走水路相对便利。路途迢遥，船中岁月使许多人结成了闲聊的伙伴。这一船船的人，有赴任的官僚，有赶考的书生，还有精明的商人，走亲访友的百姓，云游四方的僧侣。寂寞之至，晚间闲坐，各从自己的职业发端而言说，学识涉及千奇百怪犄角旮旯，驳杂之至，让人难以接招。任何一个人装名家大师，自视博通古今，头一两天尚可，时间长了假面就被剥去。待船到目的地，每个人的能耐都被称得斤两不爽。正是在夜航船这么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空间里，时光如水，把真实显露出来。我想起一句戏词了：“眼看着他起朱楼，眼看着他宴宾客，眼看着他楼塌了。”是时间完成了这个质变的过程。

　有人对我正经地说，这个年龄应该要有个人仪表上的显著特征了，譬如找人设计一个艺术家的发型，长发，披到肩头。胡子也不要三天两头地刮，蓄起来，张大千、于右任之辈都是如此，端的是大家风范。我一直没有下决心实施，生怕艺术水平不见长，怪模怪样反把人吓一大跳。再说这个城市越来越热，长发披肩不免沉闷拖沓，而留一把乱糟糟的胡子，一不小心就泡到菜汤里头了。

　　还是维持简短明快的老样子吧。

朱以撒书法桃花源记

“文心墨韵”——当代书画散文精英家

入选须知

一、入选条件

书画、散文创作水平在全国均有较大影响力，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佼佼者。应具备以下条件：

1.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各省区市画坛精英，绘画作品入展省级以上美展不少于两次；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或西泠印社社员，且书法、篆刻作品入展中国书协或西泠印社主办的全国性展览两次以上；

2.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各省区市散文创作精英，正式出版有散文作品集或在书报刊公开发表散文作品10篇以上；

3.年龄在40岁以上。

二、入选资料

1.书画作品10-20幅（注明作品名称、规格、创作年代等）；

2.散文作品3-5篇（欢迎配以节录散文书法作品或手稿）；

3.作者生活照3-5幅；

4.评论文章若干；

5.作者简介及详细联系方式。

符合入选条件者，请将上述图文资料发送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