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年头处处都是精致的俗人——不是因为不雅，而是因为无力，没有骨头。还好”礼失，求诸野”，遗失的道统自有民间传承，江湖还深埋了畸人隐者，诗酒一代。

我来到世间，是来访求朋友的。有的人来到这个世间，是来增加敌人的。我们在大地上，怀善还是怀恶，并不难区别。

昆德拉曾经在小说中感叹一在黄昏的余晖下，万物皆显溫柔；即便是残酷的绞刑架，也将被怀旧的光芒所照亮。

此即谓：人类本质上是善于忘怀的动物。伤痛抑或仇恨，都容易被时光所风化；尤其当作恶者易装登坛，化血污为油彩粉墨之后，曾经的呻吟抽泣竟可能变声为娱乐的淫浪。就像那些此刻正沉醉于红歌中的某些人，他们似乎也在怀旧，但他们已不再记得那些恐怖旋律下的人，陛践踏；在温饱的余年，支离破碎的青春，被重新缝补成一道轻薄肤浅的抒情诗——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荒诞。

我只是这一堕落时潮中的反动者而已——在狂飙盲进的岁月里逆向而行，固执纠结在洪荒之初的草莽上；乃因这个盛装的时代如此可疑，美轮美奂的华表下一切显得那么鬼祟。我企图返回其纪元的元点去打量这一切的来历，努力在琴箫和谐的假唱中窥探其本该知耻的原罪。曾经有学者谓中国文化是耻感文化，圣贤强调知耻近乎勇。然则当世的荣光，是连耻亦不被确认的，仿佛诸恶不曾，骨血狼藉之后一切都万劫不复了。

于是，我深信，汉字的起点是忍辱负仇者在暗夜的刻画—一他们在坚硬的龟甲青简上用石刀铁笔记录深埋于心的余痛。那些卜辞爻言中暗藏了这个民族的历史和祷告，以至于信史成为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只有在这些痛史面前，恶霸被千古追诉而令来者警悟，善良无辜得以表彰，得以列队于苍天下昭雪沉冤。

那时，家父刚刚去世，狱警带着我千里奔丧，他亲眼目睹了囚首蓬面的我，面对着党旗覆盖下的父亲向几百吊客叩首答谢。面对众多官民，我哽咽致祭曰——这里躺着我的父亲，多年前，他怀抱理想投身革命，至死保持着他那一代党人的朴素理想和本色。两袖清风地走完了他的一生。这样一些凡人的基本正直和高尚，在越来越成为稀有品质的今天，我相信父亲可以俯仰无愧地坦然辞别这个世界了。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是——怎样去做一个有尊严的人，让我知道良知和荣誉高于一切功名利禄。

在那一刻，我再次意识到生命是如此短暂而死神又是这样权威，好人并不能因为他们的好而得以长寿。大地掩埋了所有的善恶是非，父亲平静地走到了道路的尽头。在岁月长河中，所有的悲哀和创伤都会被时间抹平。如果没有记忆和历史,一切都将显得虚无。

每一个十字架下都埋藏着一部长篇小说——雨果这一说法，针对的仅仅是文学。事实上，文学在历史面前是苍白的。文学因其虚构的特征，似乎弱化了苦难的严肃性和沉重。在我们的土地上，历史，从其诞生之初。肩负的就是文史哲乃至宗教的使命。

一个人的生与死，并非华丽的文学所能概括，其生存背景才是历史的领土。每个人都将最终消逝，无论早天或者寿终。但是留下墓碑的永远只是少数，而一望无涯的孤坟却如遍地荆棘般刺疼我们的眼睛。更可悲的则是填沟转壑的无名之死，连骨殖都未曾开出花来。

命运予我寒薄，而立未几则已亲长尽逝，使我得以在泪干眼枯之后，平静地检索他们隐忍平生的坎。我将父系和母系家族的跌宕，置于20世纪之大背景下考察时，惊悚地发现一切都像在劫难逃般的宿命——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卷入战争、政争与党争——这也几乎是中国多数世家的相似命途；家族往事之戏剧化，并不更悲于整个华族的酸辛。

整整几代人的追求-背叛。搏杀与幻灭，都在现世的升平花腔中湮没无闻了。如果没有民间私史的刊刻流布，则无数歌泣生动的先人，仿佛从未经过斯世。而那些割头戮颈惨绝悲烈的疼痛，很容易就被正史掩盖而为来世淡忘，

窃以为。不长记性的民族是可耻的。当海量无辜的死亡连姓名都无存之时，美与善变得毫无意义．恶行也都被提前原谅。善恶即便难以在当世分享奖惩，原则上也应该被历史鉴定荣耻。否则。恶无忌惮。辄善亦不被鼓励矣。那这样的民族，又何德何能进化于世界？

没有文字的民族是可怜的，如我的父系巴人士家族——其历史徒余传说。有文字而不许真实记录的民族，则是可恨的，盖因它在退化人类的品质。没有文字的语言，绝对无法永久流传。不能真实纪事的文字。则丧失其造字之初令鬼神夜哭的尊严属性。语言文字是思想的物质外壳，当这种外壳被歪曲甚或阉割时，思想必然萎缩，族性亦将愈加猥琐。

三千年以来，华夏各族之烈烈志士，皆求以文字固化记忆，此乃为天地存心也。司马迁曰一“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而这一切，其根本价值原在”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长歌当哭，溫故知新，纪史的内在动机是要抵抗遗忘和歪曲。任何一个民族的记忆，都不仅仅是由官修正史所构成一在那里，太多的秘辛被曲意掩藏和改写。我在我的阅读里发现，更为滑稽的是祖国的古史，都似乎要比当代史清晰，有无数前人的野史笔记在那里印证。然而今天，一个家族的亲历都往往变得扑朔迷离，更不要说一个国家的编年大事记，其中竟然充斥了无数虚构与抹杀。

我经常在酒肆邂逅的野老遗民口中，知悉更多系骨裂肉的惨痛。大地深雪，埋葬了太多无辜。竹帛难罄的遗事，荒芜在黄土垄上。这样的复述，于我并非艰难，只须秉承天良，便足以还原那些破碎的陶片。

历史之于民族国家的意义，实际等同于一姓子孙对家谱族书的珍重——其本质乃在对父系血缘的崇仰。崇父意识是民族的集体潜意识，厘清来历的暗怀渴望驱策我们要探索、书写和研读甲、金籀，以穷通生命的源流去向。

偏远乡村一个农夫之家的悲欢，在亚细亚从来对应着京畿某个独夫的喜怒。个体的生活史自古便是国家叙事不可或缺的构件。虽谓以蠡测海，却也足见其沧桑咸腥。无论史学意义，抑或社会学价值，皆不输于那些假言涂鸦的鸿篇巨制。

人生之短相对历史之长。无法不令人顿生虚无。在漫长的史前和史后，个体的生死际遇实在显得微不足道。然而人类何以要如此在意历史呢？

如果世界真是无神的，生命则是一趟有去无回的单程旅行。人类潜意识里畏惧的并非身体的死亡，而是对恍惚没有来过此世充满了隐忧。于是，我们有了史官文化以及对历史的拜祭一因为历史的存在，才可能让过往的生灵，复活在人类的共同记忆里。

我的写作本质上传承的正是中国民间修史的伟大传统，是历朝历代那些冒着株连九族的风险，在枭首流放的长路上排队仍不肯掷笔的先烈，遗传给我们以史证伪的渴望和；中动。想想当年那些夜雨孤灯下的荒江野老，斧钺相加而无畏，笔削春秋而令乱臣贼子惧，这才是这个民族真正可歌可泣的品质。尽管这一品质也在寒酷的现代、在血液里稀释；但它依旧还能在苍凉乱云的天空，耀如星灯般召唤代复一代的苦吟血书者。

询之，黎爷说：拍黄瓜是家常菜，诀窍尽在一拍中。你们用铁刀拍的，所以黄瓜上沾有铁腥味。我用木板拍的，黄瓜的清爽皆在，差尤在这里。另外，都有盐、辣椒和大蒜，你们的大蒜是剁的，我的还是拍的。你们放的是油泼辣子，我撒的是干辣椒粉。怎么样，就这一道，足够你们一辈子受用无穷了。

我其实喜欢的就是这样一些稀奇八怪的微妙之处，觉得中国饮食文化的精深，全在这些细微的民间经验里。比如他对我说，烧制卤肉，都知道五香八角之类的，但真正的关键，却在锅盖上。不盖锅盖肯定比盖了的差，金属塑料锅盖肯定比木锅盖差，一般杂木的锅盖肯定比水杉木的差。水杉木的新锅盖，肯定远不如用了一辈子的老锅盖：—一因为百年老汤的那熏香，全在这木质里藏着。热气蒸腾，被锅盖压着倒逼回去，那香料的香，才能深入肉缝。用你们读书人的话说，叫什么病入膏育，反正就这意思吧。

古人说——良厨如良相，治大国如烹小鲜。窃以为那意思是说，一个明白事理的厨子，原本可能有安邦治国的才能。不幸埋没风尘，只好在灶台上的烈火硝烟里，铁勺金戈，排兵布阵，从而辗转他的余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