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上海古籍版封面

高二适先生的《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一书，为其积累多年的书法学术专著，也是先生为研习草书而探究源流的会心之作。初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于一九八二年，时先生已谢世五载。初版囿于当时条件，对先生在自序中的诸多颇具学术个性的文字有所删节。至二〇〇九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再版此书，得呈全貌。该书初版至今已逾三十年，在高二适研究中每被提起，但较为深入之探撷表述尚鲜。此文为首次结合高二适先生的学术经历对该书所作的全面评述，特别是对原书中列举的大量案例，分门别类，详为阐说，从中可见高二适先生的不凡知见与抗辩精神。

《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中国文联版封面

马一浮题签

一、为深研草书而探究源流

《急就章》为西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奉谕所编儿童识字课本，因篇首有“急就”二字而得名。此种命名法为中国书法帖札常见，若王羲之《十七帖》实际上有二十八帖，以第一帖开首为“十七”二字命名。流传至今最早的《急就章》写本为三国吴皇象书，嗣后又相传有钟繇、卫夫人、王羲之、索靖、崔浩等大书法家书写此章。但流传最广者仍为皇象写本。至南宋，叶梦得之摹刻本，与皇象原本已有出入。明代杨政于正统四年（一四三九）时，据叶梦得本刊刻于松江，故名“松江本”，流传至今最常见者即此本。由汉至唐，《急就章》作为识字与书法两用启蒙课本。唐代以后，《急就章》的蒙学教材作用为更加通俗也更为宽泛的《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所代替，其章草书法亦在流传过程中出现诸多疏漏讹误。高二适自一九五〇年代前期开始，潜研草书，欲对草书发展源流寻根究底，遂对章草经典《急就章》费心琢磨。他将唐代颜师古之《急就篇注》与松江石刻皇象本对勘，发现“颜监不但不存章法，而释正亦且不依当日章草由隶书省变之原体，致使后人之校录《急就》者，以隶草之笔法，不能与正书之笔画相同，遂多构别体俗书，或则易假字为本字以迻译之。自是离汉隶而考章草，舍章书而考《急就》，踳驳乖违，自唐迄今，莫能厘定。驯致老师宿儒，白首穷经，而竟不辨草法之所从来”（《新定〈急就章〉及考证》自序）。唐代书法承续魏晋南北朝，得到高度发展，特别是楷书出现诸多彪炳千秋的大家，草书也以张旭、怀素为代表尽显风华。高二适热衷草书，但他对章草从唐代开始的式微甚有遗憾，且发为“叹恨”。由晋、唐直至现代，草书是最受学者欢迎之书体，因其最适宜性情发挥，最富于美学内涵，亦最易于自我欣赏。所谓“性大于功”，也使很多不肯在书法规范中“带着镣铐跳舞”者随意而为，致使草法荒疏，胡乱涂鸦之什遍布市野。高二适回顾草书发展历史说：“余昔尝慨然于章草之不振，而王右军与其从弟洽之今草则缘之以生。今草韵媚宛转，便以大行于世。草书遂一变再变，而为钩锁连环之状，于是而狂草作矣。狂草云者，始滥觞于张伯英变崔、杜之法，其字拔茅连茹，上下牵连，即世所谓‘一笔书’者。独王献之深得其诣，继之者为羊、薄，而成于张旭、僧怀素、高闲等之手。虽其间有梁萧子云及陈释智永、唐贺知章、孙过庭等之书，亦甞推崇草隶，仍存草法于什一，无如风气既成，効力盖寡。逮欧、虞、褚、陆、薛、魏诸家并出，遂转而作正行书。虽正亦出于草，然隶草之能存者，以唐一代书法论，则属寥寥无几。下至五代赵宋之际，有杨风子、李西台，及苏、黄、米、蔡诸家者出，而晋贤之风格，乃荡然无复存者矣。赵宋一代，惟大观间有黄长睿者，书法魏晋，能为正行草章四体书，惜遭南渡，其风莫能振。余人均不作今隶，竞趋今草。然今草实已渐成恶札，考其原因，何莫非章法之久不传！”“草书渐成恶札”，是高二适为之“叹恨”的现象。他要从书法历史的发展中追寻此现象形成的根源。高二适从“汉魏以降”的书法流脉观察，发现“王右军之笔迹，无论《兰亭序》《十七帖》《澄清堂》《淳化阁帖》诸刻，其笔法均一近于隶，而右军存篆籀古隶之于其草书者，尤未可悉数”。王羲之书法自汉隶章草演变而来，《淳化阁帖》中六、七、八三卷，纯为章草者亦不少，其余行草，遗留汉隶章草笔意者亦不难发撷。在这一点上，高二适与“非帖”之康有为，以及以后否定《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的郭沫若，没有分歧。高二适在研习王羲之书法同时，对唐太宗李世民的书法亦十分欣赏，他说：“又唐文皇之草书，亦犹务芟冗笔，多承隶体，故唐初隶法之仅存，亦可于文皇书中觇之。”中国书法历史，自从王羲之开始，文人士大夫的个人意趣表现成为主流，李世民虽为九五之尊，但其书法意趣在士大夫范畴之内。高二适写作《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之时，取兼容并包之意，对李世民草书亦加论列。此书一九五九年即完成，以后的出版经历诸多周折烦难，直至于一九八二年，方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全书均照手写原样印刷，惟因《自序》中有某些个性独见之言语，被出版方删除，以排字印刷，使得此一著作的原始风貌难以保存。二〇〇九年，南京市文联在中国文联出版社重新刊行此书，全照原著手写印刷，高二适的完整意念才得以展现于读者。

高二适手书内文

高二适在《自序》中继续谈其草书观：“右军之书，唐人尚能得其余绪，宋人则无有也。宋之今隶既不作，而草法则多趋于流俗，旧习相承，虽有贤智，而彼众我寡，未能动俗，安能抉其藩篱者耶！”从北宋黄庭坚之后，草书更趋式微的态势是明显的，其中原因复杂。明代草书家众多，若徐渭、祝枝山、王铎、倪元璐、傅山等，虽难以与二王、张旭、怀素争雄，却也不乏光彩；至于清代，因包世臣、康有为“扬碑抑帖”，流风所被，致使“有清三百年无草书”则更显然。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在崇尚汉隶古法方面不遗余力，也曾慨叹草书衰微，但其一味倡扬北碑，对草书发展难中肯綮。于右任的《标准草书》，以怀素小草为基础，在高二适此著之前早已行世，其宗旨是“易认易学易写”的普及性。高二适则期望就颜师古以来对章草的误读误解正本清源，崇尚并规范草书的“古法”“古意”。于右任和高二适的不同取法，也表现在他们不同的文化性情和书法实践之中。高二适作为一个多年沉潜书斋的学者，以十年之功，梳理章草源流，同时探索自己的书法道路。《新定〈急就章〉及考证》既是他的学术著作，也渗透着他多年学习草书的个人心得。他说：“余不敏，幼承先人余业，笃嗜临池。然草书无法，中心疚之，盘礴奇忧。不得已乃日取唐本《十七帖》《澄清堂》《淳化阁》及《淳熙续帖》之初本，初临锺太傅，继乃专攻右军。习之既久，遂得稍悟真草之书，非由草隶隶篆入门，不能得其正轨焉”。高二适尽管早在重庆时期即以书法知名，但那时他多是以行书问世，草书尚未形成风格。他回忆：“岁次甲午，余年逾五十矣。平居无俚，乃出旧藏松江石刻《皇象急就》本暨元人宋克补本，朝夕临摹。又久之，始稍解章草偏旁法则，及由篆隶省变为草之途径。然此本《急就》，凡卅一章，都二千零廿三字，其中省变使转，有古籀之省，有篆与隶之省，又有隶与隶并合之省。删繁减复，一字万同，而省变之由，与夫篆隶同文添减为草之端绪，余仍苦未能尽得其准，是章法中边透澈，仍有待也。”家门自道，高二适的考证《急就章》是从自己学习草书的需要出发的，只是他不同于一般书法家的学习，就某体言某体，就某体学某体，互不干涉，而是在从篆到隶，从隶到草、楷的变化发展中“上穷碧落下黄泉”，研探其中幽微。这样竭尽心力的苦苦追索，在《新定〈急就章〉及考证》的写作期间，最为集中。此书从一九五四年开始动笔，一九五八到一九五九年间全力以赴，得以完成。沉潜于草书源流考辨之中，使得高二适的书法艺术在以往基础上大大迈进，也使其对中国书法历史了如指掌。此书杀青之后，即得到博学鸿儒马一浮，和多年老师章士钊等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