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如今的四川人，常為四川“悠久”的文化歷史“深感自豪”，更為蜀文化或四川文化“源遠流長”的“不朽傳承”沾沾自喜。而當我們滿懷思古幽情去探訪自己先人的來歷時，卻發現我們的先人與滿清以前的蜀人或川人無甚關聯。那麼，我們在情何以堪的迷茫中，如何去釐清文化傳承箇中的淵源？

先秦時期原本多元的華夏文化，被愚暴之秦為滿足所謂一統天下的邪惡野心滅六國而滅多元。就此，由華夏先祖發源的商周文化的繁榮發展被戛然阻斷，凡符合絕對極權政治意志的“文化”，即在被統一的“文化”中有選擇地“延續”。及至漢唐宋時代的輝煌，再於元明清時期的封閉沒落，中華文化再未脫離天下一帝的極權之下統一文化的樊籬，其間繁榮的只是中國君主封建文化、帝王極權文化、被神化的道家文化、被漢化的佛教文化，尤其是被推至頂峰舉為國家文化而成為全民人生教條、道德信仰與精神膜拜且世代傳承的儒家文化。

奠定中華帝王極權賴以世代存活、世代鞏固並世代傳承的大一統立國文化，即是理論根基為“君權神授”及“唯明君方可濟世安民”的儒家文化。所以，英明蓋世的漢武大帝採納了“發展性繼承”儒家文化的又一代大儒董仲舒奉獻之國策，並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由此將儒家思想樹立為國家思想與全民思想而覆蓋了中華文化。思想的統一，纔能鑄造極權文化，極權文化纔是保障極權統治的最為強大的“軟實力”。直至今天，承襲於中國人骨子裏和血液裏的“傳統文化”，仍是以作為民眾在帝王極權統治下“安身立命之本”的儒家文化為主導的大一統中華文化。

被大一統封閉的中華文化，引導、教化和塑造了中華舉國漢民族乃至地緣民族的人文品質。然而在大一統的中華文化之下，中國廣袤大地的不同區域及不同宗源的漢民族，還存在著同為漢民族卻具有相對獨立的人格特徵與不同風土習俗的眾多的中華地域文化。四川文化，即是中華大一統文化下的地域文化之一。

人類文化形成伊始的條件，須已有文字記述、藝術體系、生產技術以及宗教信仰。

當今的四川人，如若總是“自豪”地滿世界宣揚“四川文化已經延續傳承了幾千年”，必是貽笑大方。如今的四川文化，別說與廣漢三星堆文化、成都金沙文化、以及亦真亦幻的傳說中有過六代偉大古蜀王的魚鳧王國文化有什麼延續傳承的關聯，就是與秦、漢、唐、宋、元、明等時代的蜀地文化，也並無直線的延續傳承。即使當今的四川人保存著或發掘出無數當地古文化輝煌燦爛的歷史物證，也不能妄自強勉無中生有地在自己身上找到多少與當地古先民相似的精神內涵與特性。

任何古先民的文化，只能在其原民族人口趨近純凈地聚居在一起生生不息代代相繼的條件下，才可得以延續傳承，而無論他們落腳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猶太人、穆斯林、藏人、漢人，以及世界各地尚還獨立傳承著其先民文化特性的任何民族，莫不是如此。

人類文化的傳承，以人為本，唯有活著的人纔是人類文化傳承的載體。世界上任何承載著本民族傳統文化的民族，無論是遷居他鄉還是流浪四方，只要他們形成社會的群體尚在，他們的文化就能傳承。例如吉普賽人隨著現代文明的發展不再集體流浪或聚居在一起，零星散居於不同文化地域的他們，其文化就會消融於當地社會的文化，他們也就被當地的文化逐漸同化。而一個地域的原住民，如由於戰爭、天災、瘟疫、遷徙或其他各種原因而不復存在，其所在地域的原住民文化也隨即消亡。再從其他地域遷徙來的不同文化的新居民，即使在原住民的遺址上建立了自己的新生活，也難以延續原住民的本源文化，因為新居民有其自身帶來的文化基因，他們在新居地的文化傳承與發展，只能由他們自身帶來的文化內涵起主導作用。另外可使新居民文化有所更新的因素，即是新居住地的自然環境和生存條件。

如果一個地域的新居民來自不同地域，各有不同的文化，最終生成的，即是經碰撞、融入及至合成的新地域文化。即使當地還遺有少數原住民，其已勢單力薄的原住民文化也再難成為當地的主流文化。自滿清統治中華初期，於蜀地形成的四川文化，即是由來自不同地域的移民們薈萃雜糅南北東西的文化，生成中華文化中的新地域文化。

自秦滅六國後所建的尚不“完善”的大一統國家文化之下，被納入“泱泱大國”的華夏民族及其他民族，乃至漢以後包括華夏民族在內的，不同宗源不同地域的民族被融合同化後統稱的漢民族，依舊由於地域不同的民風不同，仍有著個性殊異的地域文化。而固有世承宗教或遠居山林及荒原的少數民族，雖在無奈中也臣服於大一統的極權政治，但各自文化的個性本色，更是依然如故。

我們舉出部分漢民族地域文化為例，既有統稱中原文化卻又各有區別的秦（陝西）、晉（山西）、冀（河北）、魯（山東）、豫（河南）等中原地域文化；另還有吳越（江浙）、荊楚（湖北）、湖湘（湖南）、蜀（四川）、巴（重慶）、粵（廣東）、閩（福建）、贛（江西）等地域文化。

提到這些地域文化，今天的我們，或只能是悲涼地去搜尋那些遙遠的卻從未間斷的哀傷的記憶。因為在我們的故土上，在漫長的歲月裏，中華文化從未能讓我們走出人性的陰暗，它總是被用來抑善揚惡、倚強淩弱，總是被篡改歪曲、被偽裝招搖，總是被用作毀人心智的工具。“文化”一詞，對大多中國人來說，從來就不知其是何意義。

說到四川文化，必然要說到蜀文化；說到蜀文化，就要說到巴文化。因為現代人常將巴文化與蜀文化並稱“巴蜀文化”。其實這種稱謂只是針對自滿清當朝以來的巴蜀兩地相互融入的移民文化的大同小異而言。

早在秦吞併六國一統天下建立大秦帝國之前，位於西南的蜀國和巴國即已被秦國所滅，時在公元前年，蜀巴兩地皆納入秦國的郡縣體制。但彼時的巴人和蜀人分屬巴族和蜀族，均非華夏民族。

先秦以往，蜀和巴只是兩個無甚相干的獨立部落，也即至今傳說中所稱的古蜀國與古巴國。即使在秦滅巴蜀後，所設立的巴郡和蜀郡，也是各自為政的兩個行政區域，只是各自所轄的地界版圖與今天的四川和重慶大不相同。二者在漫長的歷史變遷及朝代更迭中，地界的劃分及人口的流動變換頻仍。尤其兩地的原住民在歷次戰亂及國家被吞併或易手中逐漸消亡，兩地各自的古文化淵源早已斷裂而消逝，由東向西的移民或取道巴地入蜀或留居巴地，兩地既有相同的移民，便有相互重疊的文化。

到了公元二十世紀的年，重慶被併入四川省，“巴山蜀水”即成“一體”（年，重慶又從四川省分出，並於同年升級為中央直轄市）。即便如此，由於兩地的地理環境和生存條件相去甚遠，也致使四川與重慶兩地的文化與民風至今依然是大不相同，前者是溫潤細膩，後者是粗獷魯直。二者的相同之處卻是，新移民來源相近，且同是在原住民消亡殆盡的家園故址上成就了新興的地域文化。

如今的四川文化，並非從古蜀文化傳承或衍生。古蜀文化，是指先秦時期的古蜀國或古蜀族文化。在蜀地冠名為“四川”之前的三千多年歷史變遷中，蜀地人口與民族，即曾經歷過太多的動盪與浩劫，原先的文化也幾經湮滅，重建而新生的文化，卻並非皆是前代文化的傳承延續。秦滅蜀後，就曾“移秦民萬家”充實巴蜀；東漢末到西晉，蜀地又發生大規模移民；從唐末五代到南宋初年，又有大批北方人遷居蜀地。每一次人口的大動盪，必會有文化的大變遷。

為便於我們對“四川文化”這個概念的形成斷代，我們即以“四川”之名正式啟用的年代確定。“四川”之名，據學者們考證，先是在宋真宗咸平四年（年）設益、梓、利、夔四州路（治所分別為今成都、三臺、漢中和奉節）行政區域時即有所稱；但正式使用“四川”之名，始於宋代宋徽宗大觀三年（年）的詔書。而彼時所稱的“四川”，並非指一個完整獨立的行政區域劃分之名，所設的“四川宣撫使”、“四川制置使”等官職，其“四川”之名，只是川陝四路（即含益、梓、利、夔在內的川陝四地）的略稱。至元代，其中央行政機構名為“中央行省”，各地直轄於中央的地方行政機構叫“行中書省”，簡稱“行省”；元朝約二十三年後，纔正式以“四川”為名，在宋代的川峽四路基礎上，設四川行省，簡稱四川省，省治成都。從此，“四川”一名，沿用至今。

捋清四川之名的成立年代之後，我們再來捋一下蜀文化與四川文化的更迭。

秦漢隋唐時期，蜀地的盛況即已令各地艷羨。唐朝的成都，繁華僅次於長安及洛陽，更是與揚州比肩。繼大唐盛世之後的兩宋繁榮時，蜀地人文薈萃，享譽天下，時稱“人文之盛，莫盛於蜀”；無論經濟、教育、史學、文學及藝術等等，均列大宋文明之前茅；在中華文化的末代輝煌史中，蜀文化舉足輕重，其在中華文化中的地位史稱漢宋中華亞文化。

而成熟於秦漢鼎盛於唐宋的蜀文化，其時的地域性人文特徵，皆已在歷史中定格，我們只能從史籍和遺蹟中去尋找或鑑賞。

史載蒙古蠻子入侵中華滅宋，南宋時全國一億二千萬人口，被蒙古人屠戮戕害只剩下約五千萬。蒙元在滅宋之前，即已入侵蜀地。原本人口最為稠密的川西平原，曾是“沃野千里，水旱從人，不知饑饉，繁盛富足之地”。在蒙軍為蕩平蜀地的反復屠戮後，其景象“令人魂魄俱驚”。南宋蜀人吳昌裔記載：“...西州之人，十喪七八。...昔之通都大邑、青煙城鎮，今為瓦礫之場。昔之沃壤奧區，今為膏血之野。烽煙彌路，白骨成丘，哀恫貫心，瘡痍滿目，譬如人之一身命脈垂絕，形神具離，僅存一縷之氣息而已。”元人虞集也記載：“蒙人入川，蜀士薦罹兵革，民無完居，一聞馬嘶，輒奔竄逃匿。”“蜀人受禍慘甚，死傷殆盡，千百不存一二。”在嗜血成性的蒙古蠻匪的屠刀下，蜀地原近一千五百萬人口被殺得只剩六十多萬，存活的人口四散奔亡，士大夫精英逃往江淮。戰後，蒙古軍將及豪右之家，又對四川人戶肆意匿占，再使元初載籍戶口大幅減少。全川各地的“古戶”、“舊族”、“土著”，基本滅絕。就此，舉世矚目的蜀地漢宋中華亞文化毀滅至盡。

極其愚蠻的蒙元統治，將中國人口分為四等，蒙人為一等，色目人為二等，漢人為三等，南方民族為四等。凡屬漢人的四川倖存居民及新移民，被列為三等人已是萬幸，而這第三等人所受的欺害凌辱慘絕人寰，罄竹難書。

而面對“地荒民散，人口空虛的凋殘之地”，元世祖忽必烈只好招徠新移民，並給予多種優惠待遇，相應撥給一定的土地、衣服、糧食、耕牛和種子等。忽必烈是較早接受“漢法”的蒙古族統治者，他改變了前任大汗單純依靠武力征服、“利財剽殺”的政策，進而接受漢族統治方式，大力提倡發展農桑。但川西地區經濟殘破至極，僅依靠新移民仍不能扭轉局面。為儘快恢復川西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秩序，並將其建設成為支撐元軍滅宋戰爭的後方戰略基地，在此背景下，忽必烈決定仿效中國古代軍事屯田的辦法，嘗試通過派遣軍隊集中屯墾的措施，以圖走出困境。

但無論怎樣努力，蒙元王朝在中國只維持了九十多年，成為蒙元奴隸後已造就出蒙奴文化的四川新居民，又迎來元末的天下大亂，最後漢人連年征戰推翻蒙元統治奪得政權，在遍地的血腥戰場中，四川居民又再次銳減。

元末明初，明政府實施軍屯，又及移民四川，多為江淮及北吳居民，人情風貌與元時的北方移民“大異其趣”。但煌煌近三百年的大明帝國，卻最終漠視了四川的戰略地位，人煙始終未能昌盛，人口發展的最高峰也只是三百一十來萬。

且不說宋以前蜀地人口的浩劫與動盪，只說宋末元初至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又已是幾經消亡幾經“換血”。

明末的四川人口再次被大規模屠戮，更是世人永難忘卻的慘痛歷史悲劇。明末從農村興起的流氓暴徒造反謀國，極端殘忍愚昧的暴徒首領之一張獻忠在攻佔四川後，建立了所謂“大西”政權，在其大肆濫殺下，四川人再次被消滅殆盡。各路農民“起義軍”以瘋狂愚蠢狹隘貪婪追逐功利只圖取代皇朝而橫行天下的奪權內亂，將懦弱無能的崇禎皇帝統治下的腐朽至極的明皇朝摧毀，導致早已對中華大地虎視眈眈的滿人乘虛在裏應外合下長驅直入。畢竟是愚氓且又人性全無萬惡不赦的農民軍領袖張獻忠被清軍亂箭射死。曾在長安建立所謂“大順王朝”的另一混混出身的農民軍愚氓領袖李自成卻被村民誤為土匪亂刀戳死。各路所謂的農民起義軍被清軍悉數消滅或納降。

滿人在侵占狂戮後的建政之初，四川處處再現荒無人煙之慘景。成都城內的大街上也已是荒草叢生雜樹蔽目，竟有老虎在街衢井巷自在徜徉。無奈之下，終由政府主導從外省規模化移民，與各地自發的移民匯集，又構成新的四川人。

滿清政府從順治起至嘉慶止，從湖廣兩地對四川組織了大規模的移民，這就是“湖廣填四川”的由來。在長達一百多年的時間內，新移民填滿四川各地每個角落，並在嘉慶年間發展到萬人。當然新移民并不僅限於湖廣兩地的移民，只是因官方行為的大規模從湖廣移民到四川的史實，四川後人即對“湖廣填四川”之說家喻戶曉。

按年起始統治中國的滿清王朝計時，到民國再到如今，尚不到四百年。在今天的四川，我們從城市到農村，拉住任何有家譜的人請他查詢，上溯五代至六代，大都不是四川原住民。也就是說，現代四川人與三百多年前的四川居民，大都並無血緣的傳承關係，其地域性文化已再次更換了源流的相承。如要明確劃分“新四川文化”的形成時段，即滿清時代為一段，民國時代為一段，從一九四九年到現今為一段。在這近四百年中的這三個時段，四川人口未曾發生巨大的變遷動蕩，只是在民國抗日戰爭時期，由避難及流離等原因再次增加了少數新移民。而這三個時段的四川文化的演變及沉澱，卻只能以中國大歷史的演變劃分，即滿清君主帝王極權文化時段、民國三民主義人文啓蒙文化時段及一九四九年後的社會主義文化時段。那麼，我們眼前的新四川地域文化，也就只是在中國這三個時段的歷史演變中形成的，迄今今也還不到四百年。

由以上所述而論，現代四川人對於眼前的四川文化傳承，只能從滿清創始以後的四川歷史來作考鑑。從現代四川漢民族文化的主體內容（即語言、文學、藝術、戲劇、音樂、民俗等等）來看，由於滿清以後的川人皆是從東南西北移民而來，所以不具有滿清統治以前的蜀人或川人的文化傳承。

從文化實物遺留方面，以留存於地面上的古遺址、古建築、古遺跡來看，在四川明以前的遺留皆為稀有。固然從八方收羅文字典籍來尋求四川文化的“傳存”，能找到的也只是對已逝的記載，並無一脈相承的“活著的”典範。

在這裏，我們僅就四川方言與四川川劇來對明代至清代的四川歷史文化變遷作一點簡述。

出身於安徽的朱元璋，建明朝帝國定都南京，國家通行的官話（即當時的“國語”或“普通話”）即應是當時的江蘇南京話。那麼那時的四川官方通用的國家官話，也應是世人稱謂的“吳儂軟語”；而那時的四川地方方言，因移民主流為江淮人及少數北部吳人，卻是江淮官話佔比大於北部吳語。即使是明朝的第三代皇帝朱棣又遷都北京，那時在北京通用的官話仍應是南京官話。明末流賊張獻忠大肆濫殺四川人後，傳在川南山區有少量倖存的原居民，或他們保留了明代的四川方言。

爾後滿韃從東北殺來，滅了漢明朝，佔領全中國並以北京為滿清皇朝首都，卻因滿文化太過弱小，滿語無法取代漢語，滿人即用其入關前在遼東學會的東北漢語遼東方言來作為京城官話及國家官話，取代了明朝通用的南京官話。於是，纔有了演變而延續至今的北京方言，以及於年官方推行的以北京方言為基礎的全國通用的國語普通話。而全國各省各地牢不可摧的方言，如晉、冀、魯、豫、吳、粵、閩、贛等等，其語音、字詞及語言結構皆與朝廷北京官話相去甚遠。但全國統一的政治宣傳和文化推行及各省各地之間的公務、商務及各種必須通用的交流，必然只能是使用統一的國家官話。

在滿清統治以後，從四面八方匯集到中國西南地區的移民，在克服語言交流障礙的自然所需中逐漸形成了各地新的方言，而這些方言的結構、發音與俗成的俚語基本相近，實乃由各地移民在共同使用全國通用官話中生成，其使用地域遍及四川、重慶、雲南、貴州、廣西桂柳地區及湖南與湖北兩省西北部。少數倖存的明代原住民，其明代的四川方言與官話要麼被新的方言同化淹沒，要麼或在小範圍的族群中保留使用。在二十世紀官方主導的中國地方語言劃分中，中國西南地區的方言被歸納為“西南官話”。

當今的深圳人，猶如滿清時期由各地移民組成的四川人，大都由全國各地遷來，語言交流的暢通只能以全國通用的官話（今稱普通話）達成，但囿於各地方言口音的限制，人們所說的普通話又難以標準一致。再者，深圳地處粵港之間，難免受廣東地域文化（粵文化）與香港地域文化（英國殖民文化與粵文化的混合體）的影響。或許將來的“深圳方言”，未嘗不會成為一種歸屬於北京官話語系的“深圳方言”？當然，即便如此，在當今資訊高速傳遞及交通高度發達的的社會現實中，粵港地域文化也難以改變深圳新移民各自原有的地域文化基因。每一位居住在深圳的外地人，在逢年過節時也會入鄉隨俗地依照一些粵港的風俗表達慶賀或祭拜，但更正式和更隆重的禮節，仍是以各自老家的習俗為主。

再說川劇，其“崑、高、胡、彈、燈”五大聲腔在融合組成為獨立一統的“川劇”戲曲唱腔之前，即已各自存在，因它們皆是新移民帶來的文化娛樂產物。例如在川劇獨立形成之前，即已有四川崑腔。而“川崑”源自於“蘇崑”的典型案例之一，即是史載年有一位蘇籍川官難捨鄉音，以“蘇崑”藝人組建了名為“舒逸班”的“蘇崑”演出班子進行演出，卻因廣大新移民觀眾難懂“蘇白”（蘇州話道白）而難得長久，終在改為“川白”吐字發音後，纔成為流行於新四川人之間的“川崑”。後來除成為獨立的川劇聲腔外，也溶於高腔、胡琴、彈戲等川劇聲腔。作為川劇聲腔中最為重要的聲腔—高腔，也是公認源自於四川以外的地域。而川劇聲腔中的“彈戲”更是源自於秦腔，屬梆子戲範疇。概括地說，川劇的五大聲腔乃由四川新移民各自帶來的民間曲藝音樂融合而創造。在漫長的歲月中，新移民們薈萃了各自的民歌、鑼鼓、雜耍、迎神賽社、祭祀慶典的歌舞表演，最終又仿照各地戲曲及滿清皇朝宮廷官戲的表演程式歸化，以及由已通用的新四川方言道白及吐字的唱腔與獨具個性的表演風格，方鑄成以五大聲腔構成戲曲聲腔體系的四川地方官戲—川劇。而“川劇”這個稱謂，據川劇研究學者認為，卻是在清末或民初纔生成，川劇真正形成一種獨立存在的地方戲種，也就在過去的一百多年間。

經以上所述，我們或大致已瞭解到，延續至今的現代四川文化，僅是近四百年來的四川新移民文化。

再從現代四川人的胸懷來看，四川人對人生世事頗為豁達，對新生事物總是平和容納，待人處事既寬宏不羈又溫潤內斂，對外來客人既豪爽又陰柔，對善惡是非總是獨具自省能力。外省各地的人們都能感受到，並無太多沉重的歷史積淀而又生活於較為優適的地理及水土氣候中的“新四川人”，其“新四川”的地域文化，實是絕無惡意排他性的最為親近天下人的文化之一。

然而當今世界，人們在倚賴於資訊被電子互聯網壟斷的傳遞時，地域文化或將在空幻的社會交流中湮滅，原本各自獨立的“文化”已被同化至極的世界，人們或將只在機械的本能中麻木生存，不同的文化或將不復存在，世界終將不再有“文化”。

寫於年02月07日摘自_《碎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