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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一、音配像开始的时间

　　在２００２年四五月份，我们着手进行音配像总结的时候，首先要确定音配像的时间。过去，有关方面负责人在讲话的时候，一般表述为：“《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是李瑞环同志创意策划的。从１９８５年提出，经过试验、研究和探索，于１９９４年下半年正式启动，至今整整７年。”（谢国祥：年７月１３日《关于京剧音配像进展情况的汇报》）

　　可是我（作者叶厚荣）知道，李瑞环同志在天津主持工作期间提出“音配像”，并且已经录出几部戏。为了使音配像的总结很准确反映实际，我想找出天津所录戏的带子。我利用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期间主管文艺的优势。我请电视台的文艺部主任胡去非同志（我的朋友）帮助查找。不久胡去非同志答复我，没有找到。我不死心。我想到当时参与配像的杨乃彭。乃彭是天津京剧院著名老生演员，也是我在文化局工作期间相当好的朋友。我给他打电话询问。乃彭告诉我，早在１９８５年，老市长（瑞环同志）对他说：“最近我总在思考一件事，前辈的艺术家给我们留下很多录音，也就是声音的资料，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这些资料只有声而没有像，这是个很大的遗憾。比如杨宝森先生留下很多非常宝贵、非常有价值的录音，我们能不能请当代的名演员或他的传人来配上像，因为我们现在具备了这样的技术条件和手段，这样做我们将给后人留下一份完整的东西。如果现在不抓紧做这个事情，那么越往后就越困难，越不准确了，趁着现在他们的传人还在，和他们同过台的人还在，我们就能比较原原本本、比较完整地把它们保留下来，将是一份非常宝贵的艺术财富留给后人。”我问他当时配了几出戏？他说配了三四出。我问他手头有这几出戏的带子吗？他说只有天津电视台播出他为杨宝森先生配的《空城计》时他用家中的录像机录下的资料带。我喜出望外。我请他把对我说的情况写出来。他很快就把《回忆当年在天津的音配像》写出来寄给我，我们将其收录于《纪念文集》。我和他商定，我马上派秘书去把带子拿来。我叫天津文化艺术音像社很快复制了两盘，其中一盘我叫人给胡去非同志送去。胡去非同志看到“物证”更加重视，要求文艺部的同志到资料库彻底查找。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找出了为杨宝森、李少春、叶盛兰、裘盛戎、李多奎等人所配的《断臂说书》、《文昭关》、《击鼓骂曹》、《赤桑镇》、《遇皇后》和《打龙袍》，共６部戏的录像带。但是《空城计》的播出带没有找到。我把天津电视台找到的和杨乃彭所录的７部戏的复制带送给李瑞环主席，建议将这７部戏正式列入音配像精粹系列，并将音配像工作的起始时间定为年。李主席同意了我们的建议。所以，我在年９月５日《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工程总结大会上汇报时开宗明义就说：“由李瑞环同志创意策划并领导实施的《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工程，历经17个寒暑，已于今年８月圆满地超额完成了预定的任务。”　

　　我们现在的表述是，中国京剧音配像工程历时２１年录制了部戏。其实，由于天津电视台没能找到杨乃彭同志在电视台播出时他录下的《空城计》，我们就有理由对这部的数字产生怀疑。一种可能是，那时只录了这７出戏，也就是说部是准确的；但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就是还有几部戏当年电视台录了，因为时间较久没能找到，杨乃彭同志也没有录下来。这样，音配像剧目的总数应该是：＋Ｘ。由于音配像工程是李瑞环同志在年提出的设想，年经过认真研究充分准备以后进行试验，１９８９年瑞环同志即奉调赴京工作，我估计试验阶段所录剧目即使比７出多，也多不了几出，这个Ｘ的值可用下面的不等式来表示：０＜Ｘ＜５（包括Ｘ＝０）。

节选二、谭元寿先生与音配像

　　我和谭元寿老师很熟。我从年管起了青年京剧团，与谭老师的接触就多了起来。那年３月，青年京剧团要赴港演出，因谢国祥同志突然胃出血，市委决定由我接任领队，艺术总顾问就是谭老师。我们同演员同甘共苦，一起坐硬卧去广州，谭老师那年已年过花甲，毫无怨言，开玩笑地跟我说，叶局长，好多年我都没有体会坐硬卧的感受，连从北京去天津都是坐软席，这次你给我享受了！谭老师尽心尽力，演员全力以赴，各个方面大力支持，访港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我和谭老师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加深了。后来李瑞环同志提出在青年京剧团实施“像·音·像”工程，因为谭先生是张克的四个老师之一，录制张克剧目时，谭老师经常在场，我们接触就多了起来。

　　音配像使我与谭老师接触更多，对他了解更深。谭老师是李瑞环同志明确的录制谭富英先生剧目的牵头人，我们在工作中戏称为“生产队长”。在他的努力下，我们较好地也是较早地完成了谭富英先生剧目的配像。谭老师还为谭鑫培先生、谭小培先生、余叔岩先生、李少春先生等人的录音配像，他还指导其子谭孝曾和儿媳、著名京剧演员阎桂祥及孙谭正岩为自己的谭派名剧《定军山》、《将相和》配像。中国菊坛上的一大传奇——谭门七代在音配像工程中就展现了其六代的风采，第一代谭志道老先生（—）专工老旦兼演老生，因其嗓音高亢，响遏行云，世称“谭叫天”，只可惜那时尚无录音设备，故与音配像无缘。从第二代至第五代的谭鑫培、谭小培、谭富英、谭元寿都有配像剧目，前后时间跨度达80年之久，谭门第六代传人谭孝曾与第七代传人谭正岩在为其先人录音的配像中展露才华，这成为音配像工程的一段佳话！

　　由于和谭老师接触多了，我们与谭孝曾、阎桂祥、谭正岩等人接触也多了起来。特别是年３月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邀请天津市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代表团去日访问，谭正岩同志随行。在介绍音配像巨大成就的同时，有时也请正岩做简短的示范表演，尽管那时正岩刚刚二十来岁，但是已经展现了谭派传人的魅力，在日本颇吸引了一批“岩丝”！

节选三、为赵燕侠剧目配像

　　赵燕侠是当今中国京剧界“国宝”级人物。她是五六十年代红极一时的演员。她是当时北京京剧院领衔主演之一。她是《芦荡火种》里的第一个“阿庆嫂”。平心而论，她在当今菊坛健在的艺术家中是很有分量的人物。但是，她好久就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了。文艺界一些人把这归结为她的很有特点的个性。很多人对浩大的音配像工程中没有不少人承认的赵派剧目感到遗憾。

　　李瑞环主席当然了解这些。不仅如此，他和赵燕侠同志还有着很深的交谊。李主席曾经对我说过，“文革”后期，赵燕侠同志“解放”以后，为了解决她的住房困难，他亲自带着她去找万里同志。为了给赵燕侠同志配像，李主席通过很多途径做工作。随着音配像工程进入尾声，李主席越来越着急。他先后叫李世济、王玉珍、孙毓敏等几位同志去做工作。终于在２００２年４月７日赵燕侠同志和李瑞环主席见了面。李主席和赵燕侠同志谈得不错，赵老师答应先录一部《碧波仙子》。李主席很高兴，还设宴招待了她。这次会见，王文华秘书通知我参加，可是我要参加补选我担任副主席的天津市政协的十届五次会议，我只能请假。

　　赵燕侠同志是个很认真的人。她从对配像演员的挑选，到现场排练等等都事必躬亲。我也到过北京京剧院的排练场，和王玉珍院长一起看望赵老师和全体排练演员，并进行《碧波仙子》配像排练动员。赵老师不顾７５岁的高龄，冒着３０多摄氏度高温的酷暑，一丝不苟地指挥着排练。我为她对艺术的认真执著和精益求精的精神所感动。７月４日，该剧进入国管局礼堂配像。我因参加九三学社市委会新的班子会未能赴京。但我很高兴，李主席非常 　　“叶部长吗？”

　　“我是叶厚荣。你是哪位？”

　　“我是赵—燕—侠——”

　　话筒里传出她的抽泣声。

　　我吃了一惊。赶忙说：

　　“赵老师，不要急，慢慢说。”

　　“今天录像，刘长江不好好准备，这么大热的天，提前不开空调，我们到了才开，结果闹的满屋都是尘土。这还不说，中午吃饭，他们吃盒饭，不给我们买，就给我和导演几个老的吃麦当劳——”

　　说着说着，又哭了起来。

　　我脑子高速运转。担任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副团长的刘长江，是北京菊坛有名的戏虫子，协调能力极强，为音配像做出了不小贡献。在这样的小事上，他不会为难赵老师的。但是，作为老艺术家的赵老师，而且七十多岁，不是受到大的刺激是不会这样痛哭流涕的。于是，我说：“赵老师，你受委屈了。你代我向几位老艺术家表示歉意。另外，你代我请几位老艺术家到附近的饭店去吃饭。我今后给你２０００块钱作为机动，什么时候你觉得需要请艺术家们吃饭，你就请。”

　　这场风波就这样化解了。第二天，我专门赶到北京，早早就到了剧场。没想到，离录像还有近两个小时，赵燕侠老师比我到得还要早。赵老师见到我很高兴，我们在礼堂贵宾室开始了第一次非礼节性的谈话。赵老师谈到她在“文革”中的经历。她说，外面传说江青送给我的毛衣我不愿穿，那是不对的。我没那个觉悟。我那时也不知道江青是坏人。只是不知道是穿好还是留下来好。但是，后来江青叫张春桥来找我要，我就痛快地还给了她。

　　赵老师还告诉我：上世纪６０年代初，经常叫我们去中南海陪中央首长跳舞，他们只跳慢三慢四。有一次，我和毛主席跳完以后，刘少奇又叫我陪他跳。跳的时候，刘少奇跟我说，你演的阿庆嫂要演成茶馆老板娘，不要演成地下党员，否则敌人会把你抓去的，我做地下工作比你有经验啊！我觉得他说得很好。

　　一曲下来，江青马上派人把我找去，劈头就问：“他刚才跟你说什么了？”

　　“主席跟我说——”

　　她停了一下继续说：

　　“我刚说到这里，江青就气急败坏地说：‘你给我说清楚了：是你们的主席，还是我们的主席？！’”赵老师笑了笑说：

　　“我那时吓坏了。我哪知道‘我们主席，你们主席’！”

　　赵老师还说，毛主席爱看《白蛇传》。江青就说，你怎么老演《白蛇传》？！赵老师又笑着说，演戏的剧目哪是我定的！

　　我问赵老师，你跟江青吃过饭吗？

　　赵老师说，经常吃。不过，我不愿意跟她吃饭。她事多。吃多了不行，吃少了也不行。吃少了她就说，怎么还没我吃得多！她规定我每天吃两个鸡蛋，不吃也不行！

　　我说，那是不是一种关心？

　　她说，倒也是。那时买一点鸡蛋都困难。

　　赵老师对周总理很有感情。她说，总理经常看她的演出，而且就坐在乐池里乐队的后面。她说总理还劝她买一点画欣赏。她就花了块钱买了一张张大千的画。后来她卖了几十万元。

　　从那以后，我去过赵老师家好几趟。每次都由她女儿张雏燕陪同。赵老师很热情，有长者之风。我们聊的话题也很广泛，从她从事外交工作的丈夫在文化上对她的帮助；到康生很欣赏她的艺术，特地为她题词；到张百发市长对她的帮助，为她调整住房；到田汉为她写《白蛇传》中那段名唱“小乖乖”；到她和一些演员的“过节”。

我感觉赵老师是个待人以诚的人，不是外界一些人所传言的难于共事的人。

　　有一次，北京一个心直口快的艺术家见到我，说：“听说你给了赵燕侠两千块钱，把她给收买了。”

　　这就是梨园界部分人的毛病，听到风就是雨，甚至没有风也说雨。我如实相告。我说，赵燕侠老师不是区区块钱所能够收买的，她只不过受到了应有的尊重。

　　正因为我和赵老师都真诚相待，我们合作5年非常愉快。在她答应的《碧波仙子》录制完成以后，我们又录制了《红梅阁》、《潇湘夜雨》、《白蛇传》和《孙玉姣》，基本上将赵派的代表剧目抢救出来了。

节选四、为赵荣琛《春闺梦》配像

　　年5月21日下午两点，我突然接到正在斯洛文尼亚访问的李主席电话。他问我，赵荣琛的录音录了几出戏。我说记不住了，需要查一下。晚上9点半钟，李主席又来电话问我，查出来了吗？我说查出来了，共3出：《荒山泪》、《锁麟囊》、《窦娥冤》。他说，就这3出？我说，是的。然后李主席说：使馆给我找了一些京剧带子看，其中有俞振飞、赵荣琛先生的《春闺梦》。赵先生的唱真好，可惜录像的时候年龄大了。你跟张火丁打个招呼，在不影响她录别的，由她来抢录这出《春闺梦》。李主席还问，程砚秋未录的还剩什么？我说，还剩《文姬归汉》。李主席问，原来录过《春闺梦》吗？我说，录过，是老程的。李主席说，我想起来了，我看过。你告诉一下张火丁。

　　俞振飞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京剧昆曲表演艺术家，享誉海内外。赵荣琛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京剧艺术家，年就拜程砚秋先生为师。新中国成立之后，先后担任南京京剧团团长、北京市青年京剧团团长，后来在中国戏剧学院任教并兼顾问。为俞先生和赵先生主演的《春闺梦》配像很有必要。张火丁同志是中国京剧院著名主演，不但是当今梨园界程派青年演员的佼佼者，而且人品也很好。由她来为赵先生配像必将收到珠联璧合之效果。张火丁还是我们天津戏校的毕业生，在她年毕业时的演出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两年在音配像工作中我们合作得非常愉快。我当即就给她打电话，告诉李主席的意见。她非常高兴地接受了。她还说她这个戏就是赵老师亲授的，而且也常演。我们还商定了剧中的小生由宋晓川来配。我和经平又同赵荣琛先生的夫人联系，她亦十分支持。我们还同中国京剧院联系，立即组建班子，马上开展工作。在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在李主席5月30日回国的时候，我们就把赵先生的《春闺梦》配完了。

赵荣琛先生的夫人陆培英女士对李主席决定为赵先生的《春闺梦》配像，而且这么快就完成了，非常感动。她从家里又找出赵先生１９５５年《玉堂春》、１９８０年《汾河湾》和１９８４年《四郎探母》录音交给我们。我们也很高兴。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６月底突然接到李世济老师的电话。李老师说：“叶部长，你看到６月２５日的《政协报》吗？”

　　我说：“没看到。”

　　她说：“最近一些人攻击我，包括在网上骂我。这些我都不介意。戏剧界门户之见很多。但政协报搞我，我受不了。有人说，李主席在国外指示重新为《春闺梦》配像，是因为他看了原来的音配像感到不好，有必要为《春闺梦》搞一个更好的音配像。那份不尽如人意的‘配像’人们可能永远看不到了。”

　　李老师为京剧音配像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中国京剧艺术做出了重要贡献。她不是到了十分气愤的情况下是不会给我打这个电话的。我急速地认真地思考一下以后，对她说：“李老师，说别的事，我可能不了解。但是，这件事，我很清楚。李主席从斯洛文尼亚给我打电话，他说看了赵荣琛、俞振飞的《春闺梦》感到很好，只是赵和俞年龄大了，形象不大好，要我找张火丁，看她能不能配。李主席向我布置时，和原来的录像没有任何关系。实际上，大家一致认为，原来录像很好。”

　　李老师说：“但是，报纸这么登不合适。我了解一下再说。你一定要向李主席报告，这么搞不合适。”我放下电话，立即找来《人民政协报》。确如李老师所说。只是文中明确写着是：“迟金声导演告诉笔者”。迟老师是个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音配像的很多剧目，都由他和马崇仁先生担任舞台导演。他对工作兢兢业业，八十多岁高龄，到了剧场一盯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他夫人身体不好，长期卧病在床，但是迟老师很少因此耽误音配像。他对人也很宽厚。所以我不相信迟老师跟记者说这样的话。我给迟老师打电话。不出所料，迟老师说，我绝没说此话。我说我也相信你不会说这样的话。迟老师说你可以找记者本人，并告诉我记者的电话。于是，我找到了记者。女记者说，李委员已经给我来了电话。是我听错了。李委员很支持我们的工作。我准备过一段时间从正面再报道一次。我澄清了情况以后，给李老师打电话。李老师非常客气，她说：“我与迟金声师兄有几十年的交情，我本不相信他说了那些话。现在看来是小记者搞错了，记者也承认。那就算了。你也不要再向李主席汇报。”放下电话，我久久不能平静。在迄今为止的音配像工作１７年当中，先后参加的单位有七十多个，人员有两万多。可以想象，这么多单位和人员参与，经历如此长时间的重大文化工程，在其工作过程中难免有矛盾和误解，但是大家都以事业为重，顾全大局，不少人甚至忍辱负重，以尽忠尽孝的精神投身于事业之中，才保证了音配像工程的成功。

节选五、李世济的为难的事

李世济老师是我国著名的京剧艺术家，全国政协常委，她对京剧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现在已是耄耋之年，仍然精神抖擞地活跃在当今京剧舞台上。２００１年年底，我到北京戏校排练场的配像现场。因为来得早，就先在贵宾厅休息。不一会儿，李世济老师也走了进来。她还带来了她的孙女。小家伙四五岁，长得很精神，也很漂亮。小家伙很好动，不一会儿，就在贵宾室里折起了跟头。看着年少不知愁的孙女，李老师叹了一口气，对我说道：“叶部长，我现在是苦不堪言，生不如死！”

　　我不解地睁大了眼睛，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李老师看到了我的不解和疑问。她接着说：“老唐卧床，白天睡觉，晚上折腾人。”

　　我知道，李老师爱人唐在炘老师是我国著名的京胡演奏家，最近几年身体一直不好，基本卧病在床。李世济老师也年过古稀，还要长年照顾卧床不起的老伴儿，其辛苦可想而知。我同情地点了点头。李老师接着说：“小浩最近又去了，丢下两个小孩，苦死我了！”

　　我也听说过，李老师和唐老师，两个人都是以事业为重，结婚很晚，所以两个人的孩子小浩也不大。大约是３０岁刚出头，开了一家公司。今年因事，去了一趟南方，不幸遇车祸死亡。老年痛失唯一的儿子，此事给李老师精神上的打击可想而知。

　　李老师的小孙女这时懂事似的停下了玩耍，依偎在祖母的怀中。李老师用手捋了捋小孙女的头发，继续说：“连小孙女都看到了我的艰难。她说：‘奶奶，你可别死了啊！’”

　　就在这时，现场工作人员来说，录像的准备工作做完了，马上开机。我劝李老师在休息室再休息一会儿，现场我先去。

说罢，拉着小孙女，走出贵宾室，走进了剧场。剧场的锣鼓声响了，李老师全神贯注地看着监视器。我非常感动，我的眼睛突然模糊起来，李老师背影却渐渐高大了起来。

　　很快，我把此事向李主席做了汇报。李主席要我代表他去李老师家看望慰问并送点生活补助费，李老师不要，我劝了几次，才收下。

本文作者叶厚荣（原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天津市统战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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