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嘉莹，选自《从传统到现代的中国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年10月）。

台湾中央大学汪荣祖教授最近计划要编一册我近年的有关汪精卫的一些讲稿，及至今年（）六月汪教授把他编成的这一册《五讲》的定稿，及他亲自为这一册书稿撰写的《前言》传送下来时，我自己披阅之下实在觉得非常汗颜，深感有负汪教授之一番盛意，遂决定为这一系列不成章法的荒疏零乱的讲稿，写一篇略成系统的后记以为补救。而现在当我在撰写这一篇《后记》时，为了想进一步了解当时的一些学界名人对于汪氏的诗与人到底有些什么样的评价，所以也曾参考了当日几位名家对于汪氏之评说的诗文之作。只不过以为此一篇文稿之主旨重在“反思”，为了避免论说的文字过于支离烦琐，所以未暇对这些名家的评说多所征引，现在就想藉此写作《后记》的机会，对于当时两位名家有关汪氏之评说，择其要者，略述于后。

首先我们要提出来一谈的，是钱锺书先生的一首七言律诗。现在就让我们先把这首诗抄录下来一看：

题某氏集

扫叶吞花足胜情，钜公难得此才清。

微嫌东野殊寒相，似觉南风有死声。

孟德月明忧不绝，元衡日出事还生。

莫将愁苦求诗好，高位从来谶易成。

这首诗编录在钱氏《槐聚诗存》之一九四二年的作品中，原来钱氏夫妇自一九三八年秋由欧返国，钱先生在香港上岸，转往西南联大任教。夫人杨绛则带着女儿回到上海。当时钱氏夫妇二人的故乡都已经沦陷，他们两家的家人都分别赁居在上海的租界内。钱氏到昆明后曾在西南联大开了三门课，而到第二年夏天就辞去了西南联大的教职。他曾先回上海与家人小做团聚，然后就由他父亲钱基博先生安排，随他父亲到湖南宝庆蓝田的国立师范学院去任教了。一九四一年夏他又回到上海小住，本来西南联大想再邀他回去任教，可是不久后就发生了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战争爆发，钱氏就困在了上海。这首诗就是一九四二年他困居在上海时的作品。至于“某氏集”则正是指的当时才出版不久的汪精卫的《双照楼诗词稿》。

所以此诗开端即曰：“扫叶吞花足胜情，钜公难得此才清。”“扫叶”二字所指的就正是《双照楼诗词稿》所收的《扫叶集》。至于所谓“吞花”，则其所指固应正是汪氏此集中所收录的《重九登扫叶楼》一诗。

因为钱诗所用的“吞花”一辞，原来就正是暗指九月九日饮菊花酒之习俗。据孙思邈《千金月令》谓：“重阳之日必以肴酒登高眺远。……酒必采茱萸甘菊以泛之。”潘尼《秋菊赋》亦有“泛流英于清醴”之句，陶渊明《饮酒》诗二十首之七，亦有“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之言。而唐人冯贽所编之《云仙杂记》则其中乃有“吞花卧酒”一则之标题。钱诗好用典，此诗开端之“扫叶吞花足胜情”一句指汪氏之《重九登扫叶楼》一诗，殆无可疑。

至于次句则是对汪氏之诗的赞美，亦无可疑。颔联“微嫌东野殊寒相，似觉南风有死声”两句写汪氏之诗风，上一句用的是苏轼评唐人诗“郊寒岛瘦，元轻白俗”之语，下一句用的是《左传·襄公十八年》所记的一则故实，谓晋楚将战，晋国乐师师旷以乐歌占之，曰：“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之言，两句盖谓汪氏之诗多寒苦之言，而其声情则有败亡之象。颈联“孟德月明忧不绝，元衡日出事还生”两句，上句用的是曹操《短歌行》中“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之诗句，世之说曹诗者以为曹氏此诗“即汉高《大风歌》思猛士之旨”，又谓其“意在延揽英雄以图天下”。（见黄节之《汉魏乐府风笺》卷十）下句用的则是唐代宪宗时宰相武元衡之故实，原来唐宪宗元和年间曾有淮蔡节度使吴元济之乱，当时朝中大臣或主和或主战。武氏主战，为人所忌。武氏尝于夏夜赋诗，曰：“夜久喧暂息，池台惟月明。无因驻清景，日出事还生。”次日凌晨武氏外出赴早朝途中乃被人暗杀而死（武元衡传在《旧唐书》卷一五八，《新唐书》卷一五二）。钱氏此联上句盖指汪氏伪政府成立后曾招揽人才，下句则也是谓其有败亡之象。夫一九四二年既已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之第二年，日军之形势既已不被看好，则与日合作之汪伪政府之前途无望，当然更是可想而知的了。至于汪政府招揽人才之事，则在钱氏诗集中还可找到两处诗证。

一处是也写于一九四二年的一首题为《得龙忍寒金陵书》的七言律诗，诗曰：

一纸书伸渍泪酸，孤危契阔告平安。

尘多苦惜缁衣化，日暮遥知翠袖寒。

负气身名甘败裂，吞声歌哭愈艰难。

意深墨浅无从写，要乞浮提沥血干。

龙忍寒所指的当然是自号为“忍寒”的词学家龙榆生先生。考之龙氏生平，龙氏于一九二八年经其师陈石遗（衍）之介绍，获聘于暨南大学任教，因而和朱彊村（祖谋）来往日密，并开始专力于词学之教学与研究，一九三九年虽曾一度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但不久就又返回了上海。一九四〇年因词学之相知被汪氏政府聘为立法委员，并任中央大学教授。他在上海创办《同声月刊》推广词学，都曾得到汪氏的相助，张晖所编《龙榆生年谱》曾对二人之交往有较详之叙述。及至一九四六年龙氏被以《惩治汉奸条例》判处徒刑，夏承焘先生在其一九四七年四月五日的日记中还曾记有“夏吷翁谓榆生被鞫时，尝为精卫雪枉，并自称于精卫感恩知己”。

从钱氏此诗中所写的“身名甘败裂”,“歌哭愈艰难”等句，也可见出钱氏对于汪政府中人物是有着同情和了解的。至于钱诗尾联两句则是极写这些人物内心中难言之痛苦，以为其非笔墨所可以传述。末句所用之故实盖出于《拾遗记》，谓浮提国有二人善于书法，曾以金壶漆墨助老子写《道德经》，及壶中墨尽，二人乃刳心沥血以代墨，甚而至于心血枯竭。此二句对龙榆生之同情可谓写得极为深至，而龙氏则正是被汪氏所知赏延用的一个人才。至于另一个诗证，则是《槐聚诗存》中所收的另一首题为《剥啄行》的七言古诗，此诗甚长，本文不暇全引，但从此诗开端之“到门剥啄过客谁，遽集于此何从来。具陈薄海苦锋镝，大力者为苍生哀”数句来看，固应是汪政府有人来邀请钱氏者。此虽可为汪政府延揽人才之一证，然而以钱氏之明智的理性，当然决不可能接受汪氏伪政府之延聘。所以钱氏此诗后面乃写有“要能达愿始身托”及“出门定向先无乖”之言。从钱氏这些诗，我们大概可以看到钱氏对汪氏之诗才虽颇为赞赏，对汪氏之用心亦颇能理解，但对其行事之抉择则是难以苟同的。

其次我们要提出来一谈的，则是陈寅恪先生的一首七言律诗，现在也让我们把这一首诗抄录下来一看：

阜昌

甲申冬作，医院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

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

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