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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学年第3期刊载页码：43～7字数：刘桂腾LIUGui-teng清代乾隆朝宫廷礼乐探微摘要：本文将乾隆朝宫廷礼乐作为有清以来的典范，稽考礼乐形成的历史渊源、梳理礼乐的种类、总结乐器组合的基本类型及其音乐含义；同时，讨论了清代宫廷礼乐的基本属性；并将清代宫廷礼乐置于其形成和发展的特殊政治背景中来探讨它的音乐文化意义。认为：清代宫廷礼乐是文治与武功、权力与身份和文化传统的象征，因此它具有明确的政治含义以及身份认同功能和文化传统的标识作用。关键词：清代；满洲；萨满；宫廷；礼乐；乾隆朝；音乐与政治；传统音乐研究

刘桂腾《清代宫廷满洲乐舞及其礼乐观念》

“中国音乐研究在新世纪的定位”国际学术研讨会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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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宫廷范围中的音乐研究，并非始于斯。陈万鼐先生的《清史乐志之研究》，是以现代视角审视古代乐学问题的一部精深的学术专著。其中关于清代乐律方面的研究尤其深入，由于学非所长，本文与此无涉。万一、黄海涛先生的《清代宫廷音乐》，是将宫廷音乐放在“整个清代”和“音乐”中来介绍的。其中，残存的南府档案资料的披露，对于清代音乐史的研究来说，弥足珍贵。这里是将其限定于“乾隆朝”，而且仅仅是音乐中的“礼乐”部分来研究的。余少华的《蒙古乐与满洲舞在清代的文化功能》和罗明辉的《清代宫廷燕乐研究》是两篇值得重视的学术论文，前者重点在满洲与蒙古乐舞的关系上，后者专注于“燕乐”的考察。从本领域的研究现状来看，没有将同是“清代宫廷音乐”之一的满洲萨满仪式乐舞纳入研究范围，是一大缺憾。作此概括的回顾，意在申明：这里的讨论，是在尊重本领域学术研究连续性的基础上，注意发掘和扩大史料资源的范围，注重引证文献的原初性和规范化，并将清代宫廷礼乐置于其形成的特殊政治背景中来探讨它的音乐文化意义。乾隆朝宮廷禮樂制度的歷史淵源考清代自天命至乾隆六朝宫廷礼乐，凡79年间（-79），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草创于清军入关前，成型于顺治，发展于康熙，兴盛于乾隆。以乾隆朝最为盛大而又完备：在完善了承袭于明的外朝宫廷礼乐的同时，又将秘行于内廷、为满洲宗室独有的萨满祭祀典礼整理刊行于世。乾隆以降，大清江山日衰，礼乐之制无所增益。因而，乾隆朝的宫廷礼乐作为有清以来的典范，窥一可知全貌。溯清代宫廷礼乐之源有二：一曰依明旧，二曰纳族俗。纵览天命至乾隆历代皇朝，可见其发展脉络。一、天命（-2）——天聪、崇德（27-43）时期清太祖努尔哈赤在统一建州女真的过程中，即开始建城、立制。明万历十五年（87）建栅城于费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境内），有“天祭祠宇”；[]出现了礼仪性质的音乐活动：努尔哈赤出入栅城时设乐队“吹打”奏乐；[2]宴会时，伴有歌舞助兴。[3]明万历三十一年（03）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后，迁至苏克素浒河与加哈河之间的赫图阿拉（兴京，今辽宁省新宾老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于赫图哈拉建元称汗，号“天命”。在赫图阿拉建有堂子，[4]为祀天之所。天命六年（2）四月迁都辽阳（东京，今辽宁省辽阳市），筑东京城。此时，郊庙祭祀、庆贺元旦之礼，已见雏形：壬戌年（天命七年·公元22年）正月初一日，汗率八旗贝勒大臣等，出城叩谒堂庙。然后，回衙门陛座，八旗诸贝勒率群臣，叩祝汗长寿。……依次叩毕，杀牛宰羊，肆设百席，召集诸贝勒大臣、汉、朝鲜官员及蒙古诸贝勒，备陈各种汉人乐舞，具盛宴。[]除在元旦庆贺中表演汉族乐舞，款待蒙古贝勒、福晋时，也“设大筵宴之，席间招汉人戏子，演出百戏。”[]按《满文老档》的记载，当时使用的乐器有“鼓、喇叭、唢呐、箫等”。[7]天命十年（2）三月，迁都沈阳（盛京），始建沈阳宫殿。皇帝的寝宫清宁宫庭院立有索莫杆，正殿设神位，行萨满祭祀，[8]此俗一直到迁都京师，又完整地保留在北京紫禁城中的坤宁宫。天聪六年（32），皇太极率诸贝勒行猎回城，先行堂子拜谒：进沈阳城之前，于距城十里外处，留守杜度、阿巴泰二贝勒、总兵官扬古利额驸、佟养性及诸臣来迎，叩见汗。午时，汗谒堂子毕，入宫。[9]崇德元年（3）五月三十日，太宗皇太极遣阿济格、阿巴泰、扬古利等出征讨明。皇太极率出征王、贝勒、大臣等谒堂子：圣汗出抚近门，列大驾卤簿，吹喇叭、唢呐、海螺，诣堂子，行三跪九叩头礼。至堂子外，以出征所携护军八纛列于前，鸣磁海螺及喇嘛号筒，拜天，……遂鸣炮三，大军启程。同年十二月一日太宗皇太极亲统大军南征朝鲜国时，卤簿乐中的乐器与以上所载也相同。[0]由此可见，喇叭、唢呐、海螺、磁海螺、喇嘛号筒是当时“大驾卤簿”的乐器配置，并且成为定制。崇德元年（3）六月，定祭太庙、福陵典礼：奉圣汗谕旨，定祭太庙、福陵典礼。[]凡除夕、清明节、圣汗诞辰等日，祭太庙、福陵。惟太祖、太后忌日祭祀“不鸣锣鼓，不作乐。”[2]这个时期列入宫廷中的礼乐有：瓦尔喀部乐、蒙古乐、高丽国俳等。瓦尔喀部乐，为清太祖努尔哈赤平定东海女真瓦尔喀部而获其乐。[3]蒙古乐，又名“绰尔多密什帮”，为清太宗皇太极平定漠南蒙古察哈尔部获其乐。[4]高丽国俳，为太宗皇太极时所获。[]清太宗皇太极时期，谒堂子、祭太庙、贺元旦、宴宗亲大臣及国外使节，祭祀用乐，筵宴用乐，出行用乐，其宫廷礼乐已初具规模。虽然比较简陋，但已具备了宫廷礼乐的基本功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在费阿拉、赫图阿拉、盛京均建堂子，保留立堂子祀天的满洲旧俗。此俗延及有清一代。太祖、太宗祭祀、宴会、出行均有礼乐相伴，可视为清代宫廷礼乐制度的滥觞时期。二、顺治（44-）朝清世祖福临入关定鼎燕京时，全面承袭了明代的礼乐制度，依明之旧设教坊司和太常寺神乐观执掌宫廷的礼乐事务。顺治初，“时龟鼎初奠，宫悬备物，未遑润色，沿明旧制杂用之。”[]当时，已经有了分属各部门的礼乐管理机构，即教坊司、太常寺神乐观等。设奉銮、韶舞、司乐、协同官、俳长、色长以及提点、知观、协律郎等各级乐官；祭祀、宴会、朝会诸乐皆有所司：[7]顺治初年定，凡宫悬大乐，皆教坊司奏之。设奉銮一人（正九品），左右韶舞各一人，左右司乐各一人，协同官十有五人，俳长二十人，色长十有七人，歌工九十八人。宫中行礼宴会，用领乐官妻四人，领教坊女乐二十四名于宫内序立奏乐。又定，凡祀祭之乐，皆太常寺神乐观司之。设提点、左右知观、协律郎、司乐等官。由协律郎等在宫中负责教习、排练，每月三、六、九日在凝禧殿演习。顺治八年（），停止教坊司女乐入宫，以大内太监承应其事。顺治二年（2），祀天于堂子、祭神于坤宁宫的传统祭祀制度亦“随龙入关”：顺治二年定，每年元旦，皇帝诣堂子行礼，或不行礼，由礼部预期题请。[8]元旦为大祭，参祭者，“亲王以下贝勒以上，外藩来朝亲王以下贝勒以上”者于太和门齐集候驾，“贝子以下镇国将军以上，民公、侯、伯、都统、精奇尼哈番、满汉尚书、汉武官一品以上等官，以及外藩来朝贝子以下都统以上”者在东长安门齐集候驾。[9]从文献记述可见，顺治年间堂子祀天，有来朝使者也有少数汉族高级文武官员参加。顺治年间，清代宫廷礼乐“依明旧，纳族俗”的基本特征已经形成。三、康熙（2-年）朝——雍正（-73年）朝清圣祖玄烨创制了不同于前代的乐律，并引进了西洋记谱法和音阶唱名法。康熙十二年（73），堂子祀天规制有了重大修改，明确“嗣后祭堂子，汉官不随往。”[20]这意味着清圣祖玄烨时起，将萨满祭祀的两个主要形式“堂子祭”、“坤宁宫祭”明确为满洲皇室特有的“家礼”，与行于外朝“官礼”性质的坛、庙祭祀并行使用。康熙五十二年(73)，圣祖玄烨敕撰《律吕正义》上、下、续编凡五卷，翌年完成。书中首刊了“康熙十四律”，制定了与明代不同的乐律制度。葡萄牙人徐日升(ThomasPereira)和意大利人德礼格(TheodoricusPedrini)应召入宫传习西方音乐，引入了五线谱记谱法和音阶唱名法。雍正朝时，清世宗胤稹整顿了宫廷礼乐管理机构。雍正元年（）除教坊司乐户籍，选精通音乐之人充当教坊司乐工。雍正七年（），又改教坊司为和声署。[2]康熙朝，全面整肃了式遵明故的乐律制度；雍正时，又废止已经僵化了的乐户制，打开了宫廷乐工的来源渠道。至此，清开国以来所形成的宫廷礼乐制度臻于成熟。四、乾隆（73-79年）朝乾隆朝，清高宗弘历的主要作为是：增扩乐舞，设立专门的音乐管理机构——乐部。乾隆六年(74)高宗敕庄亲王允禄等纂修《御制律吕正义后编》，乾隆十一年(74)告竣，凡一百二十卷。书中载有乐谱、乐章、乐器，以及舞谱、舞具的尺寸图例，堪称一部博大精深的乐书。乾隆七年（），设立“乐部”，专司宫廷一切音乐事务，将太常寺神乐观所司之祭祀乐、和声署所司之朝会乐、内务府掌仪司所司之宴飨乐、銮仪卫所司之铙歌鼓吹、前部大乐等均由乐部统揽。乐部，设总理乐部大臣满一人，由礼部满尚书兼理；下设神乐观、和声署。神乐观执掌祭祀之乐，其职官仍沿明制，设提点一人；左右知观各一人，均汉官。和声署执掌朝会、宴会之乐，设署正满汉各一人；署丞，均满汉各一人，以礼部、内务府司官充任；设供奉、供用，无定员，以太常寺、鸿胪寺、内务府等官员兼充。定乐工编制为20人，不足者，临期在民间雇觅“出身清白，通晓音律者”承充。乐工总名为“署史”，并以所司乐器而分别其名曰：司钟、司磬、司琴、司笛、司笙等等。太常寺乐舞生，每月在神乐观演练；每年春秋于三月、九月，又赴掌仪司预演一次，由总理乐部大臣亲临“考验”。这是清入主中原以来，对承袭明制的清代宫廷礼乐管理体制的最大一次改革。由此形成了一套体制完备、执掌精细的礼乐管理机构。[22]乐部的构成，主要为直隶的神乐、和声二署，其来源为明代的太常寺和教坊司两个系统。同时，又与掌仪司和銮仪卫的部分业务交叉。太常寺，古代太常为官名，亦为机构之名。北齐始称“寺”，隋唐以后因而相承，掌宗庙祭祀之事。清初以其职属礼部，后乃归本寺，然仍以满洲礼部尚书兼管寺事。其所属之神乐观（后更名为神乐所、神乐署），专司祭祀音乐。乾隆时隶乐部。教坊司，明制，雍正时改为和声署，掌殿廷朝会、宴飨乐舞承应，隶礼部；乾隆时隶乐部。掌仪司，清制，掌宫中庆贺、宴飨礼仪乐舞之事。初名礼仪监，顺治中改礼仪院，康熙中改为掌仪司，隶内务府；乾隆时隶乐部。銮仪卫，清制，专掌皇帝卤簿（仪仗）之承应。其所掌之前部大乐、铙歌鼓吹，乾隆时隶乐部。（乐部的沿革，详见附表8。）乾隆八年（），改神乐观为神乐所，知观改为知所；其后于乾隆二十年（7），又改神乐所为神乐署，将提点改为署正，知观改为署丞，其品级不变。[23]是年，整理满洲传统“莽式”，并定名为“庆隆舞”(包括扬烈舞和喜起舞两个舞段)；将绰尔多密什帮，总名为“蒙古乐曲”，绰尔多密为“笳吹”，什帮为“番部合奏”；瓦尔喀队舞为“瓦尔喀部乐伎”。[24]同年九月，高宗巡幸盛京又增制“世德舞”。[2]乾隆十二年（），高宗敕庄亲王允禄等总办、官著等承修《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这是对满洲传统礼俗——萨满祭祀的一次官方性质的大规模整理。这部萨满祭祀经典的形成，标志着满洲萨满祭祀信仰由自然宗教向人为宗教过渡。反映了面对汉文化的强大冲击以及朝野汉化程度的逐渐加剧，满洲统治者力图保持其民族特性的心理。乾隆十四年（），高宗筵宴平定金川凯旋的将士，增制“德胜舞”。[2]德胜舞、世德舞、庆隆舞在宴会乐中合称为“队舞乐”。乾隆二十四年（79年），高宗平西域，获包括杂技、百戏的乐舞“回部乐”。[27]乾隆四十二年（），阿桂等译《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汉文本成书，定名为《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并入列历史典籍巨制《四库全书》之中。由此，满洲萨满旧俗开始为世人所知；不但对周边的其它少数民族产生了影响，对与其混居的汉人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乾隆五十三年（年），缅甸国来朝敬献“粗缅甸乐”和“细缅甸乐”两部，合称“缅甸国乐”。[28]乾隆五十四年（年），获安南国（今越南）乐，是为“安南乐舞”。[29]乾隆年间，列于宫廷中的礼乐还有金川乐、廓尔喀乐舞等。金川乐，为高宗平定金川获阿尔萨兰、大郭庄、四角鲁等乐舞，合称为“金川乐”。（金川乐与嘉庆五年（）班禅鄂尔德尼来朝所献的藏族乐舞“札什伦布”又统称为“番子乐”）[30]廓尔喀乐舞，为高宗平廓尔喀部而获其乐并列于宴乐中的礼乐。[3]廓尔喀，是尼泊尔西部克什米尔地区的一个部族。至此，清代宫廷的音乐管理机构、乐律、乐器、乐章以及乐队的配置、服饰等有了明确、细致的章法，遂成定制。乾隆朝的宫廷礼乐，在礼乐形式上，除沿用明代宫廷礼乐形式（如中和韶乐、清乐等）外，还有满洲、瓦尔喀[32]、蒙古[33]、藏、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乐舞和朝鲜[34]、缅甸、越南、尼泊尔等外国乐舞。在管理方式上，设乐部直辖神乐、和声二署，并统一协调掌仪司、銮仪卫之礼乐部分。《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和《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刊行，标志着乾隆朝宫廷礼乐的最终形成，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清代宫廷礼乐经典。乾隆年间形成的清代礼乐制度，一直为其后清代各朝所遵循；除在具体典仪中略有部分乐章增减外，并无体制上根本性的变化。因此，我们将乾隆朝的宫廷礼乐视为清代宫廷礼乐的典范。乾隆朝宫廷礼乐的种类与乐器配置清代宫廷礼乐的分类，文献中及研究者的划分标准不一。《御制律吕正义后编》按礼乐的功用划分：祭祀乐、朝会乐、宴飨乐、导迎乐、行幸乐等类（详见附表），[3]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和《钦定大清会典则例》的分类标准同此（详见附表2）；《清史稿》按礼乐的名称划分：中和韶乐、丹陛大乐、中和清乐、丹陛清乐、导迎乐、铙歌乐、禾辞桑歌乐、庆神欢乐、宴乐、赐宴乐、乡乐等个乐部（详见附表3）；[3]《清史乐志之研究》依《清史稿》的分类方法将礼乐分为：中和韶乐、丹陛大乐、中和清乐、丹陛清乐、导迎乐、铙歌乐、禾辞桑歌乐、庆神欢乐、宴乐、赐宴乐、乡乐、乡饮酒乐等2个类别；《清代宫廷音乐》（万一、黄海涛）中“按乐队的类型”[37]划分:祭祀乐所属的乐队、朝会乐所属的乐队、宴飨乐所属的乐队、卤簿乐所属的乐队等4大类。从以上列举各例可以看出，清代宫廷礼乐有两种基本分类标准：一是按使用功能划分，如《御制律吕正义后编》等；一是按礼乐名称划分，如《清史稿》等。本文按宫廷礼乐的使用功能分类。为便于阅读，采用能与现代概念相对应的词语表述基本类别，将其分为：祭祀乐、朝会乐、宴会乐、仪仗乐。而各类礼乐所包括的具体乐部名称，为使研究者追索方便，则根据文献记载之名仍依其旧。一、祭祀乐清代宫廷祭祀礼乐，按参祭者的族属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具有国务性质、满汉大臣均可参加的公开祭祀仪式；另部分，是具有“家务”性质、在满洲宗室内部举行的祭祀仪式。为叙述方便，本文中，前者称之为“国祭乐”，后者称之为“家祭乐”。.国祭乐清代宫廷的官祭沿袭明朝旧制，分三个层次。《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载[38]：“凡祭祀分三等，圜丘、方泽、祈谷、太庙、社稷为大祀；日、月、前代帝王、先师孔子、先农、先蚕、天神、地祗、太岁为中祀；北极佑圣真君、东岳、都城隍、黑龙潭、玉泉山等庙，礮（pào）神、司土、司工、窑神、仓神、门神、贤良祠、昭忠祠、双忠祠，……为群祀。”在礼乐的规模上，按祭祀规格的高低，乐器配置数量依次递减。大祀和中祀，用中和韶乐；一般祭祀（群祀），用庆神欢乐；皇帝祭先农坛后亲耕、皇后祭先蚕坛后采桑，还用禾辞乐和采桑歌乐。（）中和韶乐中和韶乐，是一种始于明初[39]而又为清代沿用的宫廷礼乐(关于明清宫廷礼乐用乐的详细情况，参见附表4、、)，其内容多为祈神求福之类。其名称，早在《周礼》及秦、汉、唐、宋等朝代已有“中和之乐”、“云韶乐”、“箫韶乐”、“九天韶乐”等字样见载于史志。用于祭祀活动的中和韶乐主要由乐部率太常协律郎等承应。中和韶乐主要用于坛、庙祭祀、殿陛朝会、宴会等皇帝出入的场合。“坛”者，主要有圜丘、方泽、社稷诸坛。圜丘，即“天坛”。位于北京正阳门外南郊，是皇帝于每年冬至祭天的地方。方泽，即“地坛”，亦称“方丘”。位于北京安定门外北郊，明嘉靖九年建，是皇帝每年夏至祭地的地方。社稷坛，社为土，稷为谷；无土不立，无谷不食。社稷是中国封建王朝政权的象征。“庙”者，主要有太庙、先师庙等。中和韶乐乐队的位置，根据祭祀活动的地点变化而有所不同：[40]祭圜丘，设乐队于天坛三成台阶下，编钟在东，编磬在西，其余乐器随之分列东西，均北向。武、文之舞各八佾于台阶下立。祭祈年殿，设乐队于祈年殿外丹陛上，左右分列，武、文之舞列于乐队之后。祭方泽，设乐队于地坛二成台阶下，编钟在西，编磬在东，均南向。舞队东西分列。祭太庙，设乐队于殿外台阶上左右分列，佾舞于乐队之后。祭社稷坛，设乐队于社稷坛下壝门内，分左右而列，南向。佾舞于乐队之后。祭朝日坛，设乐队、佾舞于日坛下，南北分列，东向。祭夕月坛，设乐队、佾舞于月坛下，西向。祭先农坛，设乐队、佾舞于先农坛下，东西分列，北向。祭先蚕坛，设乐队于先蚕坛下，左右分列，北向。祭帝王庙，设乐队于帝王庙大殿外台阶上，左右分列，北向。佾舞列于乐队之后。祭先师庙，设乐队于文庙大殿外台阶上，编钟在东，编磬在西，均北向。文舞六佾于殿外。祭天神坛，设乐队于天神坛台阶下之南，佾舞列于乐队之后。祭地祇坛，设乐队于地祇坛台阶下之北，佾舞列于乐队之后。祭太岁坛，设乐队于太岁坛大殿内，左右分列，北向。佾舞列于乐队之后。中和韶乐乐队基本编制为[4]：编钟、编磬、建鼓、篪、排箫2、壎2、笛0、琴0、瑟4、笙0、搏拊2、柷、敔、麾。歌生0；文舞生4、武舞生4、节4。这个乐队，连“文舞生”、“武舞生”、“司章”（歌唱者）、“协律郎掌麾”（乐队指挥）、“执节”（舞队指挥）等在内，可达94人之多。[42]因其具体使用场合不同，中和韶乐所用乐章有别：祭圜丘、祈谷、雩祭，乐并用九成；祭方泽乐用八成；祭社稷坛、朝日坛、先农坛、先蚕坛、历代帝王庙，乐用七成；祭太庙、夕月坛、文庙、天神坛、地祇坛、太岁坛，乐用六成。[43]（“成”，亦称为“奏”[44]）此外，有的场合所用乐器的配置亦有所别，如祭文庙和祭先蚕坛：祭祀文庙的乐队编制为[4]：琴、箫、笛、笙，篪4，余同。歌生；文舞生3，不用武舞。祭先蚕坛的乐队编制为[4]：方响、云锣2、悬鼓、杖鼓2、拍板2。从中和韶乐的规模来看，其乐器丝竹管弦八音俱全，用员达数百人之多，它在清代宫廷礼乐中位居各乐之首，地位最高。（2）庆神欢乐庆神欢乐为“群祀”而用，是清宫廷所制规模较小的祭祀活动。主要用于每年祭景惠殿、火神庙、显佑宫、关帝庙、城隍庙、东岳庙、黑龙潭龙神祠、玉泉龙神祠、司工、礮神、窑神、门神等。[47]乐队位置，一般均设于祭所之西台阶上下。庆神欢乐乐队的编制为[48]：云锣、箫2、管2、笛2，笙、鼓。（3）禾辞乐祭先农坛后皇帝耕耤使用之。乐队设于耤田[49]左右，其编制为[0]：金鼓、箫、笛、笙、拍板。（4）采桑歌乐祭先蚕坛后皇后亲蚕使用之。乐队设于桑园左右，其编制为[]：金鼓、箫、笛、笙、拍板2。《御制律吕正义后编》中还将大型祭祀活动皇帝出行卤簿大驾全设时使用的乐队列出，称为“卤簿大乐”，这实际上就是《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中所载的“铙歌鼓吹”乐队。为研究之用，在此附录[2]：龙鼓48、画角24、大铜角（大号）8、小铜角（二号）8、金4、钲4、龙笛2、杖鼓4、板4。2.家祭乐“清起僻远，迎神祭天，初沿边俗。及太祖受命，始习华风。”[3]因此，沿袭“华风”而来的清代“国祭乐”，属于汉文化范畴；而一直保留于内廷的“边俗”——萨满祭祀礼乐，则是典型的满洲文化。与“国祭乐”不同，清宫廷萨满祭乐属于皇帝的“家礼”。宫廷萨满祭祀礼乐在乐器的使用和编配上已经有了相当严格的规范，并且有了固定的演奏场所——堂子和坤宁宫(入关前为沈阳故宫的清宁宫)。特别是《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刊行以来，由东北民间带入京城宫廷中的萨满祭祀活动，便以“法”的形式逐渐固定下来了，并反过来对满洲民间的萨满祭祀活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规范作用。宫廷的萨满祭祀很频繁，“每日坤宁宫朝祭、夕祭，每月祭天，每岁春秋二季大祭，四季献神。每月于堂子亭式殿、尚锡神亭内挂献净纸，春秋二季堂子立杆大祭”[4]。堂子建在紫禁城外，是专门的萨满祭祀之所；而坤宁宫在紫禁城内，位于皇帝居处干清宫之后，是皇帝大婚时临时居住的洞房。一内一外的堂子和坤宁宫，是满洲贵族萨满祭祀的两个重要场所。此外，紫禁城里神武门旁的祭马神室也是萨满祭祀中专门祭祀马神的重要场所。从来源上看，“家祭乐”与“国祭乐”不同，它与明代宫廷礼乐无任何传承关系，而直接来源于关外满洲旧俗，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心理的体现；也是维系民族血缘关系的礼仪形式。（）堂子祭乐早在满洲贵族入关前，努尔哈赤就曾经于费阿拉、赫图阿拉、辽阳、沈阳建立堂子专门进行萨满祭祀活动。北京旧时的堂子，由两座南北相对的神殿组成。一座为方形，名飨殿，亦名祭神殿；一座为圆形，名圜殿，亦名亭式殿、迎神殿、八角亭。殿中设致祭时立索莫杆子的大石座，又有小石座六行，每行分六重，是堂子中最重要的祭祀场所。堂子主要祭天，所祭之神比较复杂。立杆大祭之时，亭式殿主要供奉纽欢台吉、武笃本贝子；飨殿主要供奉释迦牟尼、观音、关帝。堂子中主要的祭祀活动有：月祭、浴佛、祭马、祭杆。堂子祭祀中所使用的乐器有琵琶、三弦、哈尔马力、嚓啦器。其基本编制为[]：琵琶；三弦；哈尔马力；嚓啦器0。）月祭每月初一(每岁正月初三)于亭式殿举祭，称“月祭”。祭祀时：“奏三弦、琵琶之内监二人，于亭式殿外甬路上，西首向东，鸣拍板拊掌之，……司祝擎神刀，祷祝三次，诵神歌一次。”《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堂子亭式殿祭祀仪注”中的这段记载没有明确嚓拉器使用的具体数目。堂子月祭萨满乐器的编制为：琵琶、三弦、哈尔马力，另有嚓拉器若干[]。2）浴佛每年四月初八佛诞日自坤宁宫移佛于堂子，先后在飨殿和亭式殿举祭称“浴佛”。祭前，先将诸王呈送所供之物依次摆好，如饽饽、酒蜜等。祭时，将蜜酒各取少许贮于磁浴缸内用净水搅匀；由萨满将佛请于浴池内沐浴。浴毕，用新棉花垫座，仍安奉原位。显然，这是萨满祭祀活动受到佛教的影响所致。浴佛的歌辞，飨殿和亭式殿有所不同。这和两殿所祀之神不同有密切关系。飨殿所祀之神，首为奉释迦牟尼，次为观音菩萨，再为关帝圣君；亭式殿所祀之神，则为纽欢台吉和武笃本贝子。其歌辞的主题是求神祈子。使用的乐器及其配置与堂子中的月祭相同。堂子浴佛萨满乐器的编制为：琵琶、三弦、哈尔马力，另有嚓拉器若干[7]。3）杆祭每年春秋二季于亭式殿南庭院石座上立索莫杆（somo）而祭，称“杆祭”。在宫廷萨满祭祀中，索莫杆子的设立有严格的限制，是依其爵序而定的。祭殿的布置亦很豪华：“亭式殿内设黄纱矗灯2对，中道甬路皆设凉席并设红纸矗灯”[8]。祭杆的主要内容是“永我年而寿我兮”：“年其增而岁其长兮，根其固而身其康”。[9]堂子祭杆的乐器编制为：琵琶、三弦、哈尔马力、嚓拉器0。按《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所记，“鸣拍板之侍卫二十员，在丹陛两旁对坐鸣拍板、拊掌”。[0]而按“祭神祭天供献器用数目”载，堂子中的嚓拉器总共有0个。那幺，据此我们可以推测出这“鸣拍板之侍卫二十员”中，应该只有0人为“鸣拍板”之人，另外0人则为“拊掌”之人。4）马祭堂子祭马神于亭式殿中进行。仪式较之神武门旁祭马神的专舍“祭马神室”简单，时间也只集中在“正日”，次日无祭事。堂子祭马神的乐器编制为：琵琶、三弦、哈尔马力，另有嚓拉器若干(数目不详)[]。（2）坤宁宫祭乐坤宁宫，位于北京故宫中路，清顺治十年(3)建成。据清·吴振域《养吉斋丛录》载[2]：“坤宁宫每日祭神，及春秋立杆大祭，皆依昔年盛京清宁宫旧制。凡圣驾东巡盛京，亦必于清宁宫举祀神礼。”坤宁宫内的配置与清宁宫相仿，完全是满洲式的，南、西、北接绕三炕，窗户纸糊在外；宫前东南方立有索莫杆。索莫杆在祭祀时立于坤宁宫前东南方位的石座上。杆为楠木制，[3]插在固定的石座上，杆的顶端冠一楠木圆斗，祭祀时盛谷米和猪内脏。坤宁宫在堂子不祭之时安放诸神，以便皇帝朝夕亲祭，即所谓“堂子是祭神祭天的定所；坤宁宫特其近便之祀”。[4]坤宁宫主要祭祀满洲先世之神，其萨满祭祀日常所祭有“朝祭”与“夕祭”(其中包括“背灯”一节)之分，以“夕祭”为重。朝祭三神为释迦牟尼、观音菩萨、关帝圣君；夕祭神较多，均为具有浓厚满洲萨满信仰特点的自然神(如刺猬神恩都哩僧固)和祖先神(如完颜氏祖先神祗安春阿雅喇，即“安出哈拉”)以及英雄神(如古老的氏族英雄神喀屯诺延，即民间的“喀屯瞒音”)等。[]主要有：阿珲年锡、安春阿雅喇、穆哩穆哩哈、那丹岱珲、纳尔珲轩初、恩都哩僧固、拜满章京、那丹威瑚哩、恩都蒙鄂勒、喀屯诺延等。坤宁宫满洲萨满祭祀中使用的乐器比较齐全，主要有依姆钦、同肯、西沙、轰勿、哈尔马力、琵琶、三弦、嚓拉器。其基本编制为[]：依姆钦、同肯、大西沙、小西沙、哈尔马力、嚓拉器、轰勿、琵琶、三弦。坤宁宫中的萨满祭祀名目繁多，计有常祭、月祭、报祭、大祭、求福等；每祭又常常分为“朝祭”、“夕祭”、“背灯”三大项。从乐器的配置上看，有与这三项祭祀形式相适应的三种编配方式。）朝祭朝祭为坤宁宫诸祭祀形式之首祭，主要包括“请神”和“领牲”两个仪节。朝祭的乐器配置，突出地体现了满洲宫廷萨满祭祀在乐器使用上“雅乐化”的倾向，以弦鸣乐器三弦和琵琶为主，辅之于一些音量较小的体鸣乐器，如嚓拉器和哈尔马力。坤宁宫朝祭的乐器编制为：三弦、琵琶、嚓拉器0、哈尔马力。2）夕祭坤宁宫萨满祭祀乐器的配置，“夕祭”独具特色。其乐器的演奏特点与民间萨满祭祀相同[7]：司祝先向神位坐于杌上击手鼓，诵请神歌祈请。击鼓太监一手击鼓一点以和手鼓。司祝拱立，初次向后盘旋跄步祝祷，击鼓太监双手击鼓三点以和手鼓；司祝复盘旋跄步前进祝祷，击鼓太监双手击鼓五点以和手鼓……拍板三鸣以和之。二次向后盘旋跄步祝祷，惟击鼓七点。司祝拱立，诵神歌以祷。仍击鼓五点，拍板三鸣。三次祝祷，亦惟击鼓十一点……。这是一段相当完整而又重要的史料，它突出地体现了“以单点为基础构成鼓套”的满洲萨满音乐的演奏特点，即“鼓以三击为一节”。显然，坤宁宫夕祭萨满乐器的演奏规律来源于满洲民间萨满祭祀的“老三点”。坤宁宫夕祭中使用的主要是膜鸣和体鸣乐器，其具体编制为：依姆钦、同肯、大西沙，另有嚓拉器若干。3）背灯背灯，实际上是包括在夕祭中的宫廷萨满祭祀活动。本文将其单列，是因为在夕祭中它的乐器配置与夕祭中其它的乐器配置不同。在举祭之前，掩门，熄灭灯火、香火、灶火：西沙此时是拿在手中“摇”动，而不是系在腰间“摆”动。这是西沙的一种特殊的演奏方式。轰勿的演奏，在这里亦有区别，萨满是采取“振”铃与“晃”铃的方法演奏的。具体说来，所谓“振”铃，就是采用手掌击“铃杆”使之振动发声的演奏方法。在背灯中，萨满主要使用膜鸣乐器，其具体编制为：同肯、小西沙、轰勿，另有嚓拉器若干。（3）祭马神室祭乐宫廷萨满祭马神有两个场所，一是在堂子，另是在祭马神室。祭马神室，位于紫禁城神武门内。在乐器的使用上看，祭马神室的祭马神要比堂子的祭马神隆重。满洲是个善狩猎、精骑射的民族。祭祀马神，且为专祭，在宫廷萨满祭祀中除为保婴而祭佛立佛多鄂谟锡玛玛外，这是绝无仅有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满洲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的基本特点。每年春秋二季为“所乘之马”和“牧群繁息”举祭，称“马祭”。祭祀时，由牧长牵马立于殿外，萨满率众既唱歌诵咏，又舞刀奏乐。所唱歌辞，盛赞马的神威，祈祷上天保佑牧群繁衍生息。祭马神室，是宫廷萨满祭祀活动中祭马神的专舍。萨满祭祀时，正日为所乘马而祭；次日为牧群繁息而祭。在乐器的配置上，祭马神亦分为朝祭、夕祭和背灯三种编配形式。朝祭的乐器编制为：嚓拉器、哈尔马力、三弦、琵琶。夕祭的乐器编制为：依姆钦、同肯、大西沙、嚓拉器。背灯的乐器编制为：轰勿、同肯、小西沙，嚓拉器若干。在乐器的伴奏下，萨满手抚马脊诵祝高歌[8]：“嘶风以奋兮，嘘雾以行兮。食草以壮兮，啮艾以腾兮。沟穴其弗蹈兮，盗贼其无缨兮。”祭马，反映了马在满洲生活、劳动、征战中的特殊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祭马神室的祭祀中祭马神所用的乐器与在堂子中祭马神所用的乐器有明显的不同：除了在堂子祭中所用的琵琶、三弦、嚓拉器、哈尔马力之外，祭马神室的萨满祭祀中又使用了依姆钦、同肯、西沙、轰勿[9]等乐器，这无疑大大丰富了萨满乐器配置的整体表现力和实际演奏效果。（关于宫廷萨满祭祀仪式所用乐器的详细情况，见附表7。）二、朝会乐朝会乐，是宫廷朝会时使用的仪式音乐，有中和韶乐和丹陛大乐。由乐部率和声署承应。用于皇室三大节等庆贺活动及每月初五、十五、二十五的常朝等。（）中和韶乐中和韶乐用于朝会，是在皇帝升座和降座还宫时演奏的。乐队设在太和殿檐下，分东西而列，北向。[70]在朝会中使用的中和韶乐乐队基本编制为[7]：编钟、编磬、建鼓、琴4、瑟2、箫4、笛4、排箫2、篪2、壎2、笙8、搏拊2、麾、柷、敔。另有歌生4。[按：《御制律吕正义后编》“乐器考”中还载有“特磬”]与用于祭祀乐中的中和韶乐比较，箫、笛、琴、笙、篪等乐器的数量有所减少。《御制律吕正义后编》中的“朝会乐”还列有“铙歌乐”和“凯歌乐”。其乐队的种类，与仪仗乐乐队的形式相仿，故将其列于仪仗乐之属。（2）丹陛大乐丹陛大乐作为御殿受贺典礼的作乐形式，在群臣向皇帝行叩拜礼时演奏，是朝会中群臣行礼时专用的礼乐，主要用于元旦、万寿、冬至三大节和皇帝登基、颁诏、大婚以及常朝等庆贺、政务典礼中，即所谓“凡御殿受贺及宫中行礼用之”。丹陛大乐承袭明制，是明初始见其名的宫廷礼乐。[72]丹陛大乐乐队设在太和门东西檐下，北向。[73]丹陛大乐乐队的编制为[74]：戏竹2、大鼓2、方响2、云锣2、箫2、管4、笛4、笙4、杖鼓、拍板。三、宴会乐宴会乐，即清文献中之“宴飨乐”，是皇帝为节日、庆功、贺喜而在宫中举行宴会时表演的礼乐，亦称“燕乐”、“宴乐”。多在元旦、万寿、冬至以及皇帝大婚等典礼中使用。清代宴乐中一部分为典礼性的仪式音乐，如清乐（中和清乐和丹陛清乐）等；另部分为表演性的舞乐，如满洲的队舞乐（庆隆舞、世德舞、德胜舞）。此外，还有周边少数民族和外国的歌舞表演，如蒙古乐、朝鲜乐、金川乐（后来的“番子乐”）、瓦尔喀部乐、回部乐等。因而，清代宴乐与隋唐以来的宴乐一样，是宫廷音乐中最具光彩的部分。清宫皇帝举行宴会的地点，按不同用途，元旦、万寿、冬至在太和殿；上元在正大光明殿；除夕在保和殿；耕耤礼成筵宴在斋宫；凯旋庆功筵宴在丰泽园；巡幸盛京筵宴宗亲在沈阳皇宫的崇政殿和大政殿。皇太后举行宴会，贺寿在慈宁宫，上元在圆明园。皇帝升座、降座使用中和韶乐和丹陛大乐，席间进馔、进酒、进茶等使用清乐。中和韶乐和丹陛大乐的乐器配置与朝会乐同，故不再重复。以下，主要将乐队的位置在此说明：太和殿，设中和韶乐于太和殿东西檐下，设清乐于东檐下，设丹陛大乐于太和门内，俱北向。[7]正大光明殿，设中和韶乐于正大光明东西檐下，设清乐于东檐下，设丹陛大乐于出入贤良门内两旁，俱北向。[7]保和殿，设中和韶乐于保和殿东西檐下，设清乐于东檐下，设丹陛大乐于中和殿后檐下，俱北向。[77]斋宫，设中和韶乐于斋宫前东西两乐亭，设清乐于东乐亭，设丹陛大乐于斋宫内门旁两廊下。[78]崇政殿（沈阳），设中和韶乐于崇政殿檐及阶下两旁，设丹陛大乐于两乐亭，俱北向。[79]大政殿设乐，同此。翰林院，设中和韶乐于翰林院后堂东西廊下，设清乐于东廊下，设丹陛大乐于敬一门内两旁，俱北向。[80]丰泽园，设中和韶乐于帐殿外，设丹陛大乐于帐殿外南，（设清乐的位置无载），俱北向。[8]慈宁宫，设中和韶乐于慈宁宫东西檐下，设清乐于东檐下，设丹陛大乐于慈宁宫内门檐下东西，俱北向。[82]（）清乐清乐，是在皇帝举行册尊典礼以及宴会中进馔，除夕、元夜张灯等活动中使用的器乐。清乐之名，隋唐时的九部乐和十部乐中已出现。上溯其渊源，清乐与包括汉、东晋、南北朝以来的相和诸曲、吴歌、西曲等民间俗曲的“清商乐”有关；隋旸帝时改“清商乐”为“清乐”[83]，此后，清乐成为宫廷宴乐中的一部。但清代宫廷宴乐中的清乐，与隋唐时的清乐并不完全相同，譬如乐器的配置就大不一样，钟、磬、琴、瑟、筝、琵琶、箎等乐器不见使用。清代的清乐直接承袭明制，其乐队编制仿明朝大宴所用的“太平清乐”[84]乐队编制，具体乐件则有所增减。清代将清乐分列为“中和清乐”（亦称“殿廷清乐”）和“丹陛清乐”。究其所别，在于通常前者设在中和韶乐之东，宴会中进馔时演奏；后者设在丹陛大乐之东，宴会时进茶、进酒时演奏。[8]

中和清乐，主要在宫廷宴会中进馔时使用；丹陛清乐，主要在宴会中进茶、进酒时使用。中和清乐和丹陛清乐的乐队编制相同，[8]均为：云锣2、笛2、管2、笙2，杖鼓、手鼓、拍板。

（2）队舞乐队舞乐，是宴乐中唯一能够确认为清代当朝创制的满洲乐舞，有庆隆舞、世德舞、德胜舞三部。乾隆八年（），清廷将往昔盛行的“莽式”舞定名为庆隆舞；是年，乾隆巡幸盛京筵宴宗室，增世德舞；乾隆十四年（）平定金川凯旋筵宴，再增德胜舞。庆隆舞，[87]是在宫中庆贺宴会的场合中使用的舞乐，由“扬烈舞”和“喜起舞”两部组成。前者为“武舞”，后者为“文舞”。扬烈舞，由舞生32人戴面具扮作野兽，由8人骑着马，佩带弓箭，分两翼而上，代表“八旗”；其中有一人射中了一只野兽，以表其余野兽均猎手被驯服之意，以此象征皇帝的“武功”告成。喜起舞，由大臣22人衣朝服佩刀分两队而入随乐起舞。庆隆舞的乐队编制为[88]：筝、奚琴、琵琶3、三弦3，节、拍。另有司抃。世德舞：宴皇族宗室使用。乾隆八年（），乾隆帝承康熙帝东巡之先例，首次巡幸盛京（今沈阳），拜谒祖陵。为追思祖先、纪念其功绩而亲撰世德舞乐章有十，[89]并依喜起舞之形制，由8名队舞大臣于盛京崇政殿筵宴上表演“世德舞”。世德舞乐队的编制为：筝、奚琴、琵琶3、三弦3，节、拍。另有司抃。德胜舞：庆贺出征凯旋的宴会使用。乾隆十四年（）清军平定金川，为庆祝凯旋再撰歌颂金川之战、保卫边疆的乐章，并依喜起舞之形制创“德胜舞”，由8名队舞大臣于紫禁城丰泽园中的筵宴上表演。德胜舞乐队的编制为：筝、奚琴、琵琶3、三弦3，节、拍。另有司抃。（3）蒙古乐蒙古乐，又名“绰尔多密什帮”，为太宗皇太极于天聪九年（3）平定漠南蒙古察哈尔部[90]获其乐而列于宴乐，分为笳吹（绰尔多密）和番部合奏（什帮）两部。[9]笳吹，是有乐有歌的舞乐。表演者身着蟒服，立于丹陛旁演奏。笳吹乐队的编制为[92]：胡笳、筝、胡琴、口琴。另有司章4人。番部合奏，是专门用乐器演奏的器乐。演奏者身着蟒服，与笳吹乐队同入立于丹陛旁，表演时单跪一膝而奏其乐。番部合奏乐队的编制为[93]：云锣、箫、笛、管、笙、筝、胡琴、琵琶、三弦、二弦、月琴、提琴、轧筝、火不思、拍板。（4）金川乐金川乐，为乾隆四十一年（77）高宗弘历平定金川获其乐，包括阿尔萨兰、大郭庄、四角鲁等乐舞。阿尔萨兰为狮舞，由3人表演；大郭庄由0人表演，每两人相携而舞；四角鲁由人表演，舞者头戴盔帽腰挂佩刀，左弓右箭相对而舞。金川乐乐队的编制为[94]：得梨、柏且尔、得勒窝。（）缅甸国乐缅甸国乐，为缅甸国乾隆五十三年（年）敬献而列于宴乐之中的乐舞，是一种集歌、舞、乐为一体的表演。分为“粗缅甸乐”和“细缅甸乐”两部；其歌合于粗乐，其舞合于细乐。粗缅甸乐乐队的编制为：接内搭兜呼、稽湾斜枯、聂兜姜、聂聂兜姜、结莽聂兜布。另有司歌者人。细缅甸乐乐队的编制为：巴打拉、蚌扎、总稿机、密穹总、得约总、不垒、接足。另有司舞者4人，身着闪缎短衣、杂色裙、洋锦束腰、戴头巾进行表演。[9]（）回部乐技回部乐技，为乾隆二十四年（79年）高宗弘历平定西域回部（维吾尔族）获其乐而列于宴乐，是包括杂技、百戏的乐舞。回部乐乐队的编制为[9]：达卜、那葛喇、哈尔扎克、喀尔奈、塞他尔、喇巴卜、巴拉满、苏尔奈。此外，还有着民族服饰的司舞2人，舞盘者2人，翻筋斗的大“回子”4人，小“回子”2人参加表演。（7）瓦尔喀部乐舞瓦尔喀部乐，为太祖努尔哈赤平定东海女真瓦尔喀部而获其乐。“瓦尔喀部乐舞，司舞八人，服红缎镶庄缎花补袍，狐皮大帽。在丹陛西边立。进前正中三叩头，退于西边柱后立。司筚篥、司阮各四人，分两翼上，向上一膝跪，奏瓦尔喀乐曲。司舞以两为队，按队进舞。每队舞毕，正中三叩头。次队复进如仪。”瓦尔喀部乐乐队的编制为：篥4、阮4。乐队分两翼上场，跪一膝奏乐。另有司舞8人，身着红云缎镶缎花袍，头戴狐皮大帽起舞。[97]（8）高丽国俳高丽国俳，为太宗皇太极时所获并列于宴乐之中的乐舞。朝鲜国在明代就与建州女真有所往来，其间，既有使者互相往来，又有战事不断发生。高丽国俳乐队的编制为[98]：笛、管、俳鼓。此外，另有“掷倒技”4人参加表演。着民族服，由戴面具的领舞者用高丽语致辞。（9）廓尔喀乐舞廓尔喀乐舞，为高宗弘历平廓尔喀部而获其乐并列于宴乐中的礼乐，是一种集歌、舞、乐为一体的表演形式。廓尔喀，是尼泊尔西部克什米尔地区的一个部族。廓尔喀部乐乐队的编制为[99]：司达不拉、萨朗济、丹布拉、达拉者人；司舞曰“公古哩”者2人。此外，另有司歌人。两舞者双腿各系公古哩（铜铃）一串于膝上，双脚跳跃使其出声。（0）安南国乐安南国，即今之越南。安南国乐，又名“安南弦乐”，为乾隆五十四年（年）获其乐而列入宴乐，是一种乐与舞结合的表演形式。安南国乐乐队的编制为[00]：丐鼓、丐拍、丐哨、丐弹弦子、丐弹胡琴、丐弹双韵、丐弹琵琶、丐三音锣。此外，另有舞者4人，执彩扇而舞。此为宴乐之末。（）部宴乐部宴乐，较小规模宴会使用的礼乐。“凡经筵礼毕赐宴，文、武乡、会试赐宴，宴衍圣公，宴正一真人皆用之。”[0]每年二月，皇帝在文华殿举行经筵，进讲经史完毕，要赐进讲官宴，需由和声署设乐。又，按清科举制，三年一试出举人为“乡试”；次年以举人试之京师出文、武进士为“会试”。揭榜后，均赐宴并伴之以乐。赐文进士宴会，席设礼部官署；赐武进士宴会，席设兵部官署。再，皇帝赐孔子嫡裔宴、赐道教正一宗教主宴，也设赐宴乐。部宴乐乐队的编制为[02]：云锣、笛2、管2、笙、鼓、板。此外，还有歌童人参加表演。（2）乡饮乐

乡饮乐，亦称“乡饮酒乐”。“乡饮酒”为古礼，“古之乡学，三年业成，考其德艺，以其贤者能者荐升于君。时由乡大夫作主人，为之设宴送行，待以宾礼，饮酒酬酢，皆有仪式，称乡饮酒礼”[03]。又，“每岁由各州县遴访年高有声望的士绅，一人为宾，次为介，又次为众宾，详报督抚，举行乡饮酒礼”[04]。按清制，“每岁孟春十有五日（农历正月十五）、孟冬朔日（农历十月初一）”行其礼，[0]并“设乐于府学西阶下”，[0]由乐部和声署派乐。乡饮乐乐队的编制为[07]：编磬8、琴、瑟、箫4、笛4、笙4。

四、仪仗乐是皇帝乘舆出入时使用的礼乐。《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分为“导迎乐”和“行幸乐”两部分；《清史稿》没有沿用这种分类办法，而是将此类礼乐分为“导迎乐”和“铙歌乐”。[08]本文所列“仪仗乐”包括：导迎乐、前部大乐、铙歌大乐、铙歌鼓吹、铙歌清乐以及铙歌乐和凯歌乐。（）导迎乐导迎乐，用于皇帝乘舆出入。《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载：“皇帝躬祀坛庙礼成回銮乘舆出入，一切庆典用之。[09]。銮驾卤簿奏导迎乐；法驾卤簿、大驾卤簿既奏导迎乐，又间以其它仪仗乐；但皇帝大祀到坛、庙祭拜时，则“设而不作”。导迎乐乐队的编制为[0]：戏竹2、管、笛4、笙2、云锣2、导迎鼓、拍板。（2）前部大乐前部大乐，旧曰：“大罕波”，主要用于“郊庙礼成回銮及献俘”（《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前部大乐乐队的编制为[]：大铜角4、小铜角4、金口角4。（3）铙歌鼓吹铙歌鼓吹，主要用于“郊庙礼成回銮及献俘”（《钦定大清会典则例》）。“铙歌鼓吹，则车架游幸所至，于马上奏之”。[2]看来，铙歌鼓吹是骑在马上演奏的礼乐。铙歌鼓吹乐队的编制为[3]：画角24、掆鼓48、应角鼓8、杖鼓2、拍板2、金2、钲4、笛2、大铜角8、小铜角8。（4）铙歌大乐铙歌大乐，主要用于“大阅驾出”。据杨荫浏先生的考证，由声乐和器乐组成的铙歌大乐，其器乐乐段“虽只标乐谱二字，而不说明是何曲牌；但我们从所列工尺谱，就很容易看出，那就是民间到处流行的朝天子曲牌。”[4]铙歌大乐的乐队编制为[]：大铜角8、小铜角8、金口角8、铜鼓4、金2、钹、点、鼓。（）铙歌清乐铙歌清乐，主要用于“大阅驾入”。铙歌清乐乐队的编制为[]：云锣2、笛2、管2、笙2、鼓、钹、点。（）铙歌乐与凯歌乐《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在朝会乐中又列出了与行幸乐乐队性质相同的两个乐队：铙歌乐和凯歌乐。而《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则没有这个类属，大概也是因为二者性质相同的缘故。但是，铙歌乐和凯歌乐毕竟是个具有专门使用场合——庆祝“出征凯旋”的乐队配置，故仍列出；不过我认为应当将其列于仪仗乐之属，而不是朝会乐之属。铙歌乐和凯旋乐由乐部内班署史等承应。[7]以乾隆二十五年（70）二月弘历帝亲自到郊外迎接平定西陲凯旋回京将士驻跸黄新庄亲行郊劳乐仪时使用的乐队配置为例：铙歌乐，乐队排立于台左右，其乐队的编制为[8]：大铜角4、小铜角4、金口角8、金4、锣2、铜鼓2、铙4、小钹2、花腔鼓4、得胜鼓4、海笛4、云锣4、箫、笛、笙、管、篪。司铙歌20。凯歌乐，乐队排立于御道左右。郊劳礼成回銮，随皇帝左右，驾还行宫止乐。其乐队编制为[9]：方响8、云锣4、钹2、杖鼓2、管2、点2、笛4、星2、笙4、锡2、箫4、大钹2。司凯歌2。“卤簿”，是皇帝出驾时扈从的仪仗队。按照出行的目的不同，“卤簿”分为四种类型：銮驾卤簿、骑驾卤簿、法驾卤簿、大驾卤簿。大驾卤簿，祭祀圜丘、祈谷、常雩而用之。法驾卤簿，祭祀方泽、太庙、社稷、朝会、御楼受俘及各中祀使用。骑驾卤簿，巡视、大阅而用。銮驾卤簿，巡视皇城内而用。关于“行幸乐”。《御制律吕正义后编》中所载“行幸乐”的类属有三：铙歌大乐、铙歌清乐、行幸乐。其中只有“行幸乐”有具体的乐队编制，其余只有其名而不见乐器配置的记载。《钦定大清会典则例》所载“行幸乐”的类属有四：前部大乐、铙歌鼓吹、铙歌大乐、铙歌清乐。为方便研究之用，在此，也将《御制律吕正义后编》中行幸乐类属下的“行幸乐”乐队配置一并列出：大铜角8、小铜角8、金口角（唢呐）8、云锣2、龙笛2、平笛2、管2、笙2、金2、铜鼓4、铜点2、钹2、行鼓（陀罗鼓）2、蒙古角2。五、乐器组合的基本类型及其音乐含义综上所述，从乐器的组合关系来看，乾隆朝宫廷礼乐主要有钟磬乐、鼓角乐、笙管乐、丝弦乐四大类型。钟磬乐，是以钟类和磬类为其特色乐器而构成的宫廷乐队。譬如，大祀中的“中和韶乐”，其乐队是以编钟、编磬为其特色乐器而构成的乐队。“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石声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20]这是钟磬乐的演奏效果和音乐含义。钟磬乐乐队，主要在祭祀乐和朝会乐中使用。钟和磬，也是中国传统“雅乐”的代表性乐器。鼓角乐，是以鼓和角类乐器为其特色乐器而构成的宫廷乐队。譬如，皇帝出行时演奏的“铙歌鼓吹”、“铙歌大乐”等，其乐队是以鼓类和角类（画角、铜角、金口角、蒙古角等）为其特色乐器而构成的乐队。“鼓鼙之声讙，讙以立动，动以进众；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2]这是鼓乐的演奏效果和音乐含义，与声音洪亮的角类乐器相配合，其“进众”的效果可想而知。鼓角乐乐队，主要在仪仗乐中使用。笙管乐，是以笙和吹管乐器为其特色乐器而构成的宫廷乐队。譬如，宴会中演奏的“中和清乐”、“丹陛清乐”等，其乐队以笙和吹管类乐器（笛、管、箫等）为主奏乐器。“君子听竽笙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22]这是笙管乐的音乐含义。笙管乐乐队主要在宴会乐中使用。丝弦乐，是以弦乐器为主奏乐器的宫廷乐队。譬如，宴会乐中演奏的“庆隆舞”，其乐队是以琵琶、三弦、筝等弦乐器为主。“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23]丝弦乐音色和谐悦耳，这种乐器组合适于室内演奏。丝弦乐乐队主要在宴会乐中使用。此外，还有一些民族专属的乐器组合形式，如宫廷萨满祭祀的乐队，由典型的满洲乐器组成，是有别于历代宫廷乐队配置而又独具特色的乐器组合方式。清帝入关前所使用的满洲民间乐器（依姆钦、西沙、轰勿、同肯、哈尔马力等），大部分原封不动地保留在宫廷中，而琵琶和三弦则是进入宫廷以后加入的乐器。其他少数民族及周边国家专属的乐队组合形式也各具特色，由于构不成本文所称分类意义上的“类型”，故不在此赘述。乾隆朝宫廷礼乐制度的基本属性过往封建政权的宫廷礼乐制度，尽管在形式上有某些方面的区别，但有一点始终如一的就是它与政治的紧密联系。清代宫廷礼乐制度，同样具备这个基本属性。这个认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一、礼乐是文治与武功的象征

宫廷礼乐具有明确的政治含义。自周以来，汉族就逐渐形成了完整的宫廷礼乐制度，并为历代封建帝王所沿用。从乾隆朝礼乐制度形成的沿革就可以看出，清宫礼乐制度来源于汉族封建政权的礼乐观念。即：把礼乐作为帝王文治武功的象征。《周礼》曰：“鞮鞻氏掌四夷之乐与其声歌。”[24]纳“四夷之乐”于宫廷，肇始于周。为什么要纳“四夷之乐”？郑玄注曰：“王者必作四夷之乐，一天下也。”由此可见，将周边少数民族的音乐纳入中原王朝的礼乐体系之中，作为统一天下的象征已成为宫廷礼乐的传统。尽管满洲人的先祖及其入关前的自身均为“四夷”之属，但在其取得统治地位后仍然继承了纳“四夷之乐”的传统。乾隆敕撰的《御制律吕正义后编》载：“鞮鞻氏掌四方之乐，燕则用之。历代之制，沿替不同，然其昭德象功之意则一也。”[2]虽然这里将“四夷”更为“四方”（避其曾为“夷”之讳），但其纳乐的目的依然是为了“昭德象功”——昭示帝王的“文德”与象征皇朝的“武功”；这与“作四夷之乐”象征“一天下也”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从本质上看，纳“四方之乐”，是满洲政权的政治怀柔政策的体现；“四方之乐”，是大清帝国文治武功的象征。

二、礼乐是权力与身份的象征

宫廷礼乐具有明确的身份认同功能。作为一种国家的仪式音乐，清代宫廷礼乐制度体现了明确的身份认同关系，它是权力与身份的象征。什么人在什么场合使用什么礼乐，在宫廷中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定。以堂子的祭祀仪式为例，祭祀仪式的等级已有具体、明确的规定：“王公等建立神杆，应按爵序设立整齐，以肃观瞻。嗣后每翼为六行，每行六分，以未分皇子等列于前，其次则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等分为六层设立神杆。皇子内已受封爵者，其神杆视所封爵，立于应立之处。所有石座不必移动，神杆各按爵序更换，每年整修一次。”[2]按爵序立杆祭祀，体现了皇族等级制度的森严；君臣父子不同，长幼尊卑有别。原因很清楚，宫廷礼乐是皇权的象征物之一；不同等级的礼乐，体现出不同的身份和地位。

礼乐的身份认同功能，还体现在区分族属和分辨国别上。譬如：庆隆舞、蒙古乐、回部乐之于满洲、蒙古、维吾尔诸族；高丽国俳、缅甸国乐、安南国乐之于朝鲜、缅甸、越南诸国。纳入周边代表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乐舞，象征着臣服和征服。正是通过礼乐这种身份认同的功能，体现出清帝“大一统”的政治理念。三、礼乐是文化传统的象征

宫廷礼乐具有明确的文化传统标识作用。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清代宫廷礼乐呈现了有别于前代的复合形态：一方面承袭了汉族统治者的礼乐思想及明代礼乐制度的基本框架；另方面“祭祀仍遵昔日之制”，努力保留其民族特性。譬如，乾隆一面“御制”充满汉族礼乐思想的《律吕正义后编》，一面又“钦定”纯属满洲萨满信仰的《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但是，在文化、特别是音乐文化的整体结构上看，这种复合形态的比例并不是均分的；中国封建时代以汉族为中心的主流文化传统占有主导地位。譬如，尽管满族萨满祭祀仪式及其乐舞得到了“钦定”的地位，但在清代历朝所制“正统”的《大清会典》中并未将其列入“乐部”。这表明：满洲统治者意在标识自己的“正统”；同样，占有主导地位的汉族传统礼乐形式和汉族传统乐器的沿袭使用，也是意在标识满洲统治者自己的“正统”。

在清代，以汉族为中心的主流文化传统之所以能够占主导地位，是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的。政治需要强大的经济、军事为依托，同时也离不开一种具有强大社会凝聚力的文化传统来支撑。明清政权的更迭，只是统治者族属的改变，其社会体制、政治架构、经济基础以及文化传统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清代统治者没有抛弃前代延续下来的主流文化传统，反而维护其与主流文化传统的关系。并不单单是个文化上的需要；更多的，恐怕还是统治者的政治需要。礼乐作为一种文化传统的象征，其可利用的政治动因是不言而喻的。0..2终稿《中国音乐学》年第3期，第43～7页附表：注释：[]朝鲜南部主薄申忠一曾于9年（明万历23年）2月28日奉命到费阿拉，次年正月返回后所作的《建州纪程图记》，是记载费阿拉城的第一手史料。图中绘出了“天祭祠宇”的具体位置。见《建州纪程图记》，第页。[2]申忠一：“努酋出城外，入时，吹打必于此楼上，出时至城门而止。”，《建州纪程图记》，第9-20页。[3]申忠一：“努酋便下椅子，自弹琵琶，耸动其身；舞罢，优人八名，各呈其才。”《建州纪程图记》，第24页。[4]李民《建州闻见录》，第32页。转引自阎崇年《努尔哈赤传》，第70页。[]《满文老档》“太祖皇帝·天命七年”，第页。[]《满文老档》“太祖皇帝·天命七年”，第页。[7]《满文老档》“太祖皇帝·天命七年”，第页。[8]《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汇记满洲祭祀故事”，卷。[9]《满文老档》“太宗皇帝·天聪六年”，第32页。[0]《满文老档》“太宗皇帝·崇德元年”，第78页。[]《满文老档》“太宗皇帝·崇德元年”，第页。[2]《满文老档》“太宗皇帝·崇德元年”，第页。[3]《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宴飨乐一·瓦尔喀部乐舞”，卷4，第0页。[4]《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卷34：“太宗文皇帝平定察哈尔获其乐，列于燕乐，是曰蒙古乐。”《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乐部”载：“绰尔多密什帮，总名为蒙古乐曲，绰尔多密为‘笳吹’，什帮为‘番部合奏’”。卷98，第24页。[]《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宴飨乐一·高丽国俳”，卷4，第8页。[]《清史稿》卷94，志9，乐，第册，第页。[7]《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乾隆朝）“乐部”，卷98，第页。[8]《钦定大清会典》（雍正朝）“群祀三·堂子”，卷92。[9]《钦定大清会典》（雍正朝）“群祀三·堂子·每年元旦皇帝亲诣致祭仪”，卷92。[20]《钦定大清会典》（雍正朝）“群祀三·堂子”，卷92。[2]《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乾隆朝）“乐部”，卷98，第2页。[22]以上参见《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乾隆朝）“乐部”、《御制律吕正义后编》“祭祀乐”等诸书有关章节。[23]《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乾隆朝）“乐部”，卷98，第页。[24]《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乾隆朝）“乐部”，卷98，第24页。[2]《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宴飨乐·皇帝幸盛京”载：“乾隆八年九月，奉皇太后展谒祖陵，亲譔世德舞十章。”卷，第3页。[2]《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乾隆朝）“乐部”载：“十四年，平定金川凯旋，赐宴奏德胜舞”，卷98，第2页。[27]《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宴飨乐一·回部乐技”，卷4，第页。[28]《钦定大清会典》（嘉庆朝）“乐部·燕乐”，卷34，第48页。[29]《清史稿》卷0，志7，乐8；第册，第页。[30]《钦定大清会典》（嘉庆朝）“乐部·燕乐”，卷34，第页。[3]《钦定大清会典》（嘉庆朝）“乐部·燕乐”，卷34，第48页。[32]太祖努尔哈赤时期纳入燕乐，称“瓦尔喀部乐舞”。见《钦定大清会典》（嘉庆朝）“乐部·燕乐”，卷34，第-页。[33]太宗皇太极时期纳入燕乐，称“蒙古乐曲”。见《钦定大清会典》（嘉庆朝）“乐部·燕乐”，卷34，第48页。[34]太宗皇太极时期纳入燕乐，称“朝鲜国俳”。见《钦定大清会典》（嘉庆朝）“乐部·燕乐”，卷34，第48页。[3]载《御制律吕正义后编》“提要”：“曰祭祀乐、曰朝会乐、曰宴飨乐、曰导迎乐、曰行幸乐……”，卷，第2页。[3]《清史稿》卷0，志7，乐8载：“清代乐制，有中和韶乐、丹陛大乐、中和清乐、丹陛清乐、导迎乐、铙歌乐、禾辞桑歌乐、庆神欢乐、宴乐、赐宴乐、乡乐，器则随所用而各异，悉依乐部次第，胪列而备举之。”该书所述的礼乐还有“乡饮酒乐”，所以，实际为2个乐部。第册，第页。[37]万依、黄海涛《清代宫廷音乐》第3-4页。这里使用“类型”一词的含义并不准确，稍加比较就可看出，所谓“按乐队的类型”的分类，实际上是“按礼乐的功用”——祭祀、朝会、宴飨等分类。[38]《钦定大清会典则例》“礼部·祭统”，卷7，第-3页。[39]《明史》卷，志第37，“乐一”载：“洪武三年，又定朝会、宴飨之制。……凡大朝贺，教仿司设中和韶乐于殿之东西，北向；陈大舞于丹陛之东西，亦北向。”第册，第03-04页。[40]参见《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乐部”，卷98，第-8页。[4]《御制律吕正义后编》“祭祀乐一·祭祀乐通例”，卷，第页。[42]《清史稿》载中和韶乐使用的编钟和编磬各为“十六”，实际上是将“十六磬同簴”——由十六枚磬组成的编磬按其形制，即其中有多少枚单磬作单位计算的；编钟的计算亦如此。然而，其后在记述丹陛大乐中使用的方响和云锣时，则又改按乐器的个数计算之，即两个“十六枚同”的方响记作“二”，两个“十枚同架”的云锣记作“二”。前者显然不妥，后者方为合理。[43]《御制律吕正义后编》“祭祀乐一·祭祀乐通例”，卷，第页。[44]《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乐部”：“祭祀乐章有九奏、有八奏、有七奏、有六奏，……。”卷98，第3页。[4]《御制律吕正义后编》“祭祀乐一·祭祀乐通例”，卷，第页。[4]《御制律吕正义后编》“祭祀乐二十六·先蚕坛”，卷2，第2页。[47]《钦定大清会典则例》“礼部·祭统”，卷7，第2-3页。[48]《御制律吕正义后编》“祭祀乐一·祭祀乐通例”卷，第7页。卷三十七“祭祀乐三十七·群祀”的记载，无笙，加板。[49]耤（jí）田，古天子亲耕之田。[0]按《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乐部”记载，禾辞乐的这种乐器配置为“雍正二年”的定制，卷98，第2页。[]按《钦定大清会典则例》“礼部”记载，采桑歌乐的这种乐器配置为“乾隆七年”的定制，卷98，第2页。[2]《御制律吕正义后编》“祭祀乐一·祭祀乐通例”，卷，第7页。[3]《清史稿》卷94，志9，乐，第册第2页。[4]《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祭神祭天议”，卷。[]《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堂子陈设供器类”、“祭神所用器皿类”，卷。[]《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堂子亭式殿祭祀仪注”，卷。[7]《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浴佛仪注”，卷2。[8]《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堂子立杆大祭仪注”，卷3。[9]《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每岁春秋二季堂子立杆大祭飨殿内祝辞”，卷3。[0]《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堂子立杆大祭仪注”载：“奏三弦、琵琶之太监2人，在飨殿外丹陛之西。鸣拍板之侍卫20员，在丹陛两旁鸣拍板、拊掌”。卷3。[]《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堂子亭式殿祭马神仪注”，卷3。[2]《重订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文献篇”。[3]莫东寅“清初满族的萨满教”，载《满族史论丛》第98页。[4]莫东寅“清初满族的萨满教”，载《满族史论丛》第9页。[]所引三位神祗的释义，均依富育光、孟慧英之说，见《满族萨满教研究》第4页、第80-82页。[]《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坤宁宫陈设供器类”、“祭神所用器皿类”，卷。[7]《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坤宁宫常祭仪注”，卷2。[8]《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正日为所乘马于祭马神室中朝祭诵神歌祷祝辞”，卷4。[9]《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祭马神室内陈设供器类”、“祭祀所用器皿类”，卷。[70]《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乐部”，卷98，第27页。[7]《御制律吕正义后编》“朝会乐一·通例”，卷38，第3页。[72]《明史》“乐一”载：“朝贺，洪武三年，定丹陛大乐。”卷，志第37；第册，第0页。[73]《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乐部”，卷98，第27页。[74]《御制律吕正义后编》“朝会乐一·通例”，卷38，第3页。[7]《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宴飨乐一·元旦·太和殿筵宴乐仪”，卷4，第4页。[7]《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宴飨乐五·上元·正大光明殿筵宴乐仪”，卷49，第2页。[77]《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宴飨乐五·除夕·保和殿筵宴乐仪”，卷49，第4页。[78]《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宴飨乐六·皇帝耕筵宴·斋宫筵宴乐仪”，卷0，第2页。[79]《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宴飨乐七·皇帝幸盛京”，卷0，第7页。[80]《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宴飨乐八·皇帝幸翰林院”，卷2，第3页。[8]《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宴飨乐八·皇帝幸丰泽园”，卷2，第2页。[82]《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宴飨乐九·慈宁宫筵宴·皇太后圣寿筵宴乐仪”，卷3，第2页。[83]参见《中国音乐词典》“清商乐”条，第3页。[84]明朝“太平清乐”的乐器配置为：“笙四、笛四、头管二、四、方响一、杖鼓八、小鼓一、板一。”载《明史》卷，志第37，乐；第册，第07页。[8]《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宴飨乐一·宴飨乐”，载：“侑食奏清乐，……一部在中和乐东后立，一部在丹陛乐东后立。”卷4，第2页。[8]《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宴飨乐一·宴飨乐”，卷4，第2页。[87]《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宴飨乐一·庆隆舞”，卷4，第3页。[88]《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宴飨乐一·庆隆舞”，卷4，第3页。[89]《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宴飨乐七·皇帝幸盛京”，卷，第3页。[90]《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卷34：“太宗文皇帝平定察哈尔获其乐，列于燕乐，是曰蒙古乐。”[9]《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乐部”载：“绰尔多密什帮，总名为蒙古乐曲，绰尔多密为‘笳吹’，什帮为‘番部合奏’”。卷98，第24页。[92]《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宴飨乐一·笳吹”，卷4，第43页。[93]《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宴飨乐一·番部合奏”，卷4，第页。[94]《钦定大清会典》（嘉庆朝）“乐部·燕乐”，卷34，第页。[9]“粗缅甸国乐”和“细缅甸国乐”的乐队编制，载《钦定大清会典》（嘉庆朝）“乐部·燕乐”，卷34，第48页。[9]《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宴飨乐一·回部乐技”，卷4，第页。[97]《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宴飨乐一·瓦尔喀部乐舞”，卷4，第0页。[98]《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宴飨乐一·高丽国俳”，卷4，第8页。[99]《钦定大清会典》（嘉庆朝）“乐部·燕乐”，卷34，第48页。[00]《清史稿》卷0，志7，乐8；第册，第页。[0]《清史稿》卷0，志7，乐8；第册，第页。[02]《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宴飨乐十·部宴”，卷4，第2页。《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载部宴乐乐队的编制为：“云锣2、笛2、管2、笙2、鼓、板。”[03]《辞海》“乡饮酒”条，第37页。[04]《辞海》“乡饮耆宾”条，第37页。[0]《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宴飨乐十一·乡饮乐仪”，卷，第2页。[0]《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乐部”，卷98，第29页。[07]《钦定大清会典》（乾隆朝）卷8，第页。[08]《清史稿》载：“导迎乐、铙歌乐，用于乘舆出入。……铙歌之乐有卤簿乐，其部一，曰铙歌鼓吹。有前部乐，其部一，曰前部大乐。……”卷0，志7，乐8；第册，第页。[09]《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乐部”，卷98，第20页。[0]《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导迎乐”，卷7，第2页。[]《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乐部”，卷98，第2页。[2]《御制律吕正义后编》“行幸乐”，卷8，第2页。[3]《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乐部”，卷98，第2页。[4]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下册）第页。[]《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乐部”，卷98，第2页。[]《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乐部”，卷98，第2页。[7]《御制律吕正义后编》“朝会乐·平定西陲凯旋回京皇上驻跸黄新庄亲行郊劳乐仪”，卷4，第44页。[8]《御制律吕正义后编》“朝会乐·铙歌乐”，卷4，第47页。[9]《御制律吕正义后编》“朝会乐·凯歌乐”，卷4，第78页。[20]吉联抗译注《乐记·魏文侯篇》，第4-4页。[2]吉联抗译注《乐记·魏文侯篇》，第4页。[22]吉联抗译注《乐记·魏文侯篇》，第4页。[23]吉联抗译注《乐记·魏文侯篇》，第4页[24]《周礼注疏》“春官·鞻鞮氏”，卷24，第2页。[2]《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宴飨乐”，卷4，第2页。[2]《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堂子规制”，卷。文献标识码：A中图分类号：J09.2;J07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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