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与梁启超（-）

在近代中国，余杭章太炎、新会梁启超二人的地位，皆非常重要。他们于19世纪末期目睹了甲午战争中清廷的惨败，有感于日益深刻的民族危机，遂都加入了维新变法的阵营。而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章太炎走上了革命之路，虽因“《苏报》案”入狱三年而志气不衰，所作的政论，于晚清排满革命之成功，贡献良多。梁启超虽然在流亡日本之后，政治主张颇有变迁，但是从《清议报》到《新民丛报》，他所写的一系列文章，“能于我国文字之中，辟无穷新世界”，[①]有着极强的社会影响力，特别是对年轻学子，如有魔力存焉。民国建立以后，章、梁二人都经历了一段政海沉浮，但碰壁之处屡见，并不十分得意，遂于晚年之时，复返书斋，从事讲学、著述的工作。虽然在新文化运动以后，趋新之徒屡屡视二人为守旧的象征，其影响力也不能和晚清之时文章一出即洛阳纸贵的情形相比，但是他们所留下的论学之作，在近代学术史上还是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如梁氏之《清代学术概论》与章氏在年于上海讲演国学时的记录稿《国学概论》，数十年来一直是相关领域内的主要基本入门读物，屡次再版，历久不衰。可是尽管二人在近代史上名声响亮，但是关于他们之间的往来,彼此对于对方思想学说的感观与回应，却少见有专门的研究。[②]本文即拟对这些问题，做一探讨。

尽管民国以来，章太炎一直以“革命家”的形象为一般大众所熟知，但是在他刚刚开始走出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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